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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重新绘制一张文学或者艺术的地图，这个地图和自然地理图、经济地理或者人文地理图，并不完全重合。文学创作是从自己心灵中出发，到读者的心灵里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不是地理学的概念。它们可以很临近也可以很遥远。 在文化领域当中要少一点患得患失，要肯冒险，敢于探索。文学探索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语言探索。边疆地区这么多独特的语言基因，往往不能转化到规范的中文当中。结果就是被中文规范掉，丧失掉语言价值。将独特的语言基因转移到汉语当中来，这中间存在着边缘语言与中心语言的博弈。 张 柠：边缘与中心这种二元关系，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何为“中心”？何为“边缘”？从纯粹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世界是无所谓中心的。一切“有情众生”都是平等的，这座山，那片水，每一个地方和每一种事物都可以是中心，但也都不是中心。有了人类活动以后，中心就开始出现了,每个有人类经济活动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中心。还有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心”。比如，大学集中的地方，就是教育中心；官员集中的地方，就是政治中心；还有，房子很高、街道很多、商品集中、物品丰盛，那就是大都市，或者叫中心城市。在中国，真正的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北京。它是政治、文化、国际交流和科技创新的中心。 “文学中心”无疑不是自然地理概念，也不是经济地理概念，也不是人文地理概念。“文学中心”在哪儿呢？如果我说文学创作就是讲故事，那么，北京人和上海人就一定会讲故事吗？丽江人、大理人、西双版纳人、西藏人就不会讲故事吗？我还可以说，文学就是抒情，比如写诗。难道只有中心城市的人才会抒情？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区人就不会抒情吗？诗的中心在哪里呢？这也是值得讨论的。如果我说“文学中心”在北京，那么，阿来、贾平凹、陈忠实就是文学边缘吗？看来我们需要重新绘制一张文学或者艺术的地图，这个地图和自然地理图，经济地理或者人文地理图，并不完全重合。那么，“文学中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它究竟在哪里？怎么样才能成为“文学中心”，都是可以重新讨论的。 阿 来：最近我去了一趟捷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民族，那个时候它属于一个更大的帝国，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如果要从边疆的概念看，奥匈帝国的中心在维也纳。捷克布拉格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某种边疆了。这个时候，捷克民族当中特别富有才华的一些人开始走上世界文坛，写《好兵帅克》的哈谢克就是其中之一。《好兵帅克》用一种比较荒诞的、讽刺的笔墨来写战争，这样的作品，让当时尚未成为国家的捷克，创造出一个文学的、文化的高峰，而且这个高峰不是短时期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就因为这样的文学巨匠，当然后来陆续还有别的艺术家，包括卡夫卡，使布拉格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城市，直到它成为独立出来的捷克的首都。也就是说，当捷克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时候，它就已经创造了一种文化，赋予了捷克一种民族精神，同时它又有非常普遍的世界意义。 当我自己开始写作的时候，首先看见我周边有很多爱好文学的人，即便是身处最边缘的地区，也有歌唱的愿望，也有抒发的愿望。我们对种种人生境遇与自然之间的交替深有感触。但因为没有既定的文学传统和文学标准，你会感觉好像是在一个荒野当中开始写作。这就是某种边疆写作的形态。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以至于通过自己的书写，在这个地方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文学传统？这是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我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我周边也有很多写作的人，他们只看《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但我不喜欢了解近处的人在干什么，我想看看远处的人在干什么。民国时期有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叫欧文·拉铁摩尔，后来他转向学术研究。他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内亚边疆”，他认为在亚洲内部、中国内部，除了国家边界以外，还有很多文化的边界，形成了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文化区域。他把这些交界区域叫做内部亚洲的文化边疆，简称文化边疆。他认为要真正观察中国，不是掉书袋、不是做典籍、不是做训诂，而是要去考察这些内亚边疆地带交织的文化生活、社会变迁。 这个理论让我深有启发，帮助我树立了信心。只是按照中心地带的文学杂志，来揣摩北京流行什么、上海的批评家喜欢什么，恐怕我们这些地理边缘的作家永远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说的是入心的话、过脑子的话、过情感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树立的文学标准。我们这些地方具备出现好文学的条件，如果还没有出现，说明我们努力不够。或者用今天的话讲，是不是文学自信不够？文化自信不够？如果有足够的自信，我觉得西藏、丽江这样的边缘地方有可能成为中心。我对中心的理解就是，什么地方发出声音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