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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八章。第一章：简介；第二章：寻找苏北；第三章：从移民到部族；第四章：就业方面的部族问题──苏北人在上海的劳动市场；第五章：部族抗争──苏北人的自我认同；第六章：政治偏见；第七章：无形的不平等──苏北人在1949年以后的上海；第八章：籍贯认同方面的部族程度。 部族，书中用“ethnicity”。此词通常可译为“种族”、“少数民族”，但作者对此自有界说：是指同一种族内部的非宗教、非民族的，类似于在美国的非裔美国人与奇卡诺(Chicano)人、波兰人与意大利人的关系，在人口来源方面，更像美国北部和西北的一种流动的俄基人(Okie)，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又与美国情况很不相同。作者自称，她使用这一词汇，既很当心，也很慎重，如果在中文中将此词译成“民族”或“少数民族”都不符合其原意，中文里无词与之对应，西方人类学家也没有在她这个意义上使用此词，但她又不能不用此词，因为她觉得，没有其他词汇比ethnicity更能确切地描述上海苏北人的状态与过程［3］。书中有一句很值得重视和咀嚼的命题：“'苏北人'并不是在苏北的人，他们只是在上海才成为'苏北人'”［4］。为此，熊月之先生在《上海通史》中介绍此书时用“部族”一词来表示。［5］ 韩起澜在书中，从地理、方言、生活习惯、风俗、文化等多个方面系统阐述了“苏北”及“苏北人”的概念。她将苏北分为三个部分：北方(淮北)，中间(淮南到扬州)，南方(扬子江北岸地区)。作者认为，对“苏北人”的外延界定比较复杂，上海人往往把一部分安徽人和山东人也误称为“苏北人”。作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指出江南人对地区方言的认同是判明是否同属江南人的最重要标准，传统上苏州、常州、无锡等苏南地区以及绍兴、宁波等浙北地区所操方言为吴方言，生活在此地区内的居民称为江南人，而上海人在内的江南人对北方方言的判别往往是很模糊的，所以便扩大了“苏北人”的范围。 书中用大量篇幅系统分析了“苏北人”成为上海人对来自苏北地区移民的蔑称的形成过程及苏北人遭歧视的程度。 首先，作者介绍了几次苏北人移民高潮，总结出战乱、灾害等客观原因是苏北人南移的主要因素。太平天国失败后、日本全面侵华时期、苏北几次大水灾，都造成了苏北人大量移民上海。整个近代史上，苏北难民高潮出现过许多次，1860、1876、1880、1898、1911、1921、1931、1937、1946年都是难民高潮期。其中，1860年代至1890年代，苏北难民数量巨大，1876年光淮阴难民就有六七万，扬州有4万多；1898年淮阴有10万难民，扬州有4万。1911、1912、1931年的三次大洪水迫使大量难民涌入上海，其中1931年尤为严重，洪水导致了大约6100万亩农田被淹，4万个家庭陷入饥饿状态，78000多苏北难民涌入上海。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迫使约75000苏北难民离乡背井，逃入上海。1946年国内战争开始，苏北难民委员会登记数字显示大约有59000苏北人逃到上海，其中大部分是盐城、阜宁人。［6］ 其次，书中详细介绍了这些移入苏南及上海地区后的苏北人的生存状况。书中指出，文化程度低，没有专门技术和方言差异是制约苏北人获取与江南人同等工作的障碍，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事苦力活或从事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低等职业，如人力车夫、垃圾工、清洁工，以及在理发店、洗澡堂谋生。作者对这些行业中苏北人分布、工作情况有相当具体的统计和分析。 再次，作者将上海苏北人和江南人主要从事的行业作了比较，总结出苏北人大多从事无技术、条件差、工资低的脏活累活，而江南人则大都从事有一定技术、条件较好、工资较苏北人高的行业。1913年，上海大约有一万小车工人，其中有80-90%来自苏北。30年代中期，小车工人的数量升至8万，其中90%是苏北人，大多来自盐城和阜宁。［7］这两种人从事的行业存在巨大差别，工资报酬同样也存在严重不平等状况。一般地，来自江南的农村妇女大多集中在编织行业，这些工作一般要求有一定的技能，工资也较高；1934年，女工的平均工资是0.64美元/天，而苏北人集中的行业抽丝工为0.46美元/天，卷丝工为0.43美元/天。有相当部分在工厂的江南妇女最终成为监督员、秘书或书记员，而这些对于苏北妇女是难以想象的。［8］另外，苏北人、苏南人在上海所处的工作环境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在烟草行业，那里大多数工人来自浙江，为数不多的苏北工人被集中在不需要技术的部门。苏北女工集中在烟叶部门，这里工作非常繁重，工资却低于江南女工集中的烟叶分拣部门。面粉厂是宁波人、无锡人、常州人集中的地方，那些苏北人只有做那种背很重的面粉袋的苦力活。［9］即使是妓女，江南和苏北人也有很大差别，甚至扬州和其以北的苏北也存在明显差异。最高级的妓女是长三，住在装饰豪华的妓院，有相当的技艺，主要向商人、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她们主要来自江南。第二等是各方面都次于长三的幺二，大多来自扬州。那些被从农村绑架来到上海的苏北妇女，则被称为“野鸡”，她们游荡在红灯区街头向各种人提供服务。更有一些苏北妓女在黄浦江上摇着小船接客。［10］作者用大量的实例从不同方面描述了苏北人生活在上海最低层的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