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说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崔抒弑齐庄公，那太史刚正秉笔：“崔抒弑其君。”崔抒一怒之下杀了太史。他的的弟弟接任其职，仍然写道：“崔抒弑其君。”复遭横死。第二位史官的弟弟接任，依旧在史书上记下：“崔抒弑其君！”接连的惨剧并不能改变史官的信仰，那个血淋淋的记载最终在壮烈的灵魂之下得到了留存。 这就是中国修史的起点。 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那样的秉笔直书开始，才有了中国接连不断的二十五史，这是世界的奇迹。齐太史的以血修史让后人看到的是对于强权的不屈，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历来的修史无不是在史官的原则和强权的渗入之下进行的一项艰难的工作。而这种强权对于历史的侵犯，在春秋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尧舜三代从来是圣人之治的理想化时代，但是古本《竹书纪年》留给了后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篡尧位。”这和韩非子所提到的“舜偪尧”无比相似，却截然相反于儒家的“仁政”理想。这样一件对于强权本身的描述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本，相互抵触。无论事实究竟是怎样，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强权对于历史的侵犯和历史的不肯妥协。 这是针锋相对的两股力量，一旦政治强权取得了上风，历史就化作了工具，用来歌颂或者诬蔑。在余英时看来，这便形成了“影射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射史学”弥漫在整个大陆学界，随着社会的风潮而南北东西，不由自主。1978年，余英时来到中国大陆，作为美国汉代研究访华代表团的团长，慨叹之余，便有了这本《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事实上，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汉学研究学者，这本简短的文集已经不仅仅是一份报告或者调查记录。当中国的历史学者们在那一个路口徘徊不前的时候，这本著作其实已经做出了导引。从贯彻传统的史学原则而言，余英时比许多历史学者更加执著。这其间或许有不可捉摸的客观原因，但是我们都不能忽视那种具体人格魅力的存在。这本《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不仅仅对于当时的史学界，即使在如今，依旧有着相当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