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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辛万苦访名窑 一个人想要做成一番事业，必须付出常人不愿意付出的艰辛，上帝总是公平的，让你得到一点的同时，又让你失去一点。收藏古陶瓷后，钱汉东便潜心读书研究，虚心请教行家，在初步闯过了真伪鉴别这一关后，他常常思索精美的陶瓷器是如何烧制出来的，于是萌发出寻根溯源的愿望，他想搞清楚制瓷的工艺特点。寻访中华名窑遗址，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这一重大的考察写作计划经过三年的酝酿，于２００２年春付诸实际行动。 钱汉东并不是一位闲人，他是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主办的《新读写》杂志的主编，还是上海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总干事，工作十分繁忙。而且钱汉东头脑十分清醒，他说如做不好本职工作，去寻访什么中华名窑，那将被视为不务正业。而他又是一个十分执著的人，认定的事，一定要去干的。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唱歌，少应酬，把别人用来休闲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争分夺秒，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到最佳的层面。《新读写》这本新创办的杂志出版才一年多，发行数突破１７万册，被称为“绿色读物”，业内人士认为创造了一个“神话”。杂志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的表扬，他本人被评为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先进工作者。他发表在《新民晚报》头版头条的新闻稿《“志丹苑”元代石闸“浮出水面”》荣获上海新闻奖。在忙好本职工作之后，他硬是挤时间，利用节假日踏上艰苦的文化考古的漫漫田野。还好现代化交通工具帮了他的大忙，为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年陈万里、冯先铭等前辈去一次浙江龙泉窑来回要走半个多月，现在只要３天就可以了。 现在钱汉东已走遍了中华大地，包括宝岛台湾。在祖国温暖的怀抱里，他品尝着中华陶瓷文化的博大和辉煌。钱汉东在西藏高原考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卡若文化、曲贡文化的陶器；在新疆考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还在交河故城发现了一座唐代的古窑址；在内蒙古考察辽金文化的赤峰窑；在南国云南考察玉溪窑；在江西考察景德镇御窑厂；在冰天雪地里寻访河北定窑；在烈日高温下考察陕西耀州窑；在风雨交加中探访福建建窑；在长途颠簸中追寻河南巩义唐三彩窑…… 作家、记者和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的身份为钱汉东的陶瓷考古带来了便处，各地的文博界的同志热情接待，积极帮助，提供当年发掘资料，及时解答他的疑问，甚至打开库房让他过目观察，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有时遇到麻烦，他的老师、德高望重的汪庆正先生亲自出面打个招呼，便为他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每次考察前，钱汉东总要精心准备，查找有关资料。到现场口问笔录，归来后及时消化，并激情满怀地撰稿，充分的准备加上实地考察，使他的文章一气呵成，通俗易懂。他说：“７０多年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贝克曾指出：‘不要责备大众不读我们的书，我们的知识最终要适应他们的需要。否则，大众就会对我们漠不关心，并且可能让我们从考古研究的较薄土壤中逐渐培养一种干巴巴的专业傲慢心理。’这段精彩的话深刻地影响了我，我创作时遵循了这一原则。” 钱汉东反对故弄玄虚，在写作中打破田野考古神秘化，尽量少引经据典，力求把复杂的工艺程序描写得通俗明白，努力发掘其文化内涵，让人读懂，这使他的创作别具风格。 我读过钱汉东撰写不少考察古陶瓷遗址的文章。这些文章深入浅出，有现场感，亲切耐读，文化内涵丰富，这是他作品有别一般考古学者文章的地方。钱汉东说在获得专家肯定与读者喜欢两者之间，他毫不犹豫地偏向读者。 陶瓷文化新视野 人类对未知世界，对自己的过去和历史，有着天生的好奇心。千百年来，“我从哪里来”困扰着每一个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田野考古是一项神秘而又伟大的事业，她的发现往往能证明流逝的历史，展现昔日的辉煌，满足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知的欲望。钱汉东在寻访中华名窑的过程中，不时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表现了一位学者的眼光和智慧。 在那浓郁虔诚的宗教气氛，雄伟神秘的西藏，钱汉东看到一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质朱墨彩绘双体罐，造型独特，纹饰精致，这件器物是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故称“卡若文化”。从造型和图案艺术上，可以看到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影子。他猜测西藏“卡若文化”源自黄河流域的远古文明，很可能是由马家窑等文化传播而来。当然也不排除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受“卡若文化”的影响，或者是相互影响，因它们所处的时代几乎是平行的。古陶器上绘着的三角几何图案，使钱汉东突发奇想，西藏先民生活在大山周围，对大山有着特殊的崇拜，将大山似的三角几何图案作为图腾刻在古陶器上，应后具有丰富的内涵。因此，他觉得如今用简单的“藏传文化”或“佛教文化”来概括西藏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西藏应该是博大精深的“大山文化”。此说得到了西藏博物馆旦增朗杰馆长的首肯，他认为这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藏文化悠久历史和辉煌文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