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西晋挚虞编《文章流别集》迄南北朝之末，有许多文士热心于编撰总集，《隋书·经籍志》总集类称凡“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总集几乎全都亡佚，若以汇集历代各类诗文为标准，由萧统主持编撰的《文选》实是硕果仅存的一种，因此它在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中被列于总集之首。说起那些总集的亡佚自然也是可惜的事情，但这与《文选》所具备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足以代表它们也大有关系。实际上，《文选》不能仅仅看作是一部反映萧统及其周围可能参与选事的文士们的文学趣味的一部书，自《史记》在人物传记中选录传主的文章名篇以来，对不断产生的数量庞大的“文章”(它包括各种类型的独立成篇的诗文)加以评判、汰选、传布、保存，是一项有各式人物参与的前后相续的文化事业，而《文选》则是这项事业在梁代的总结性成果。人们看到《文选》涉及的作者、文篇与《文心雕龙》论及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相重，首先会想到二书的编撰者、作者文学观的接近，但恐怕那时代的人们对名家名篇的确认彼此间并无很大出人，这里存在着在历史过程里达成的大致的共识与公论。那时代在文章的评判上各执所是、歧见相峙的情形实不似后世之严重。至于《玉台新咏》选诗与《文选》明显不同，其实更多地与二书性质相异有关。另一方面，《文选》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部娱心悦目的文艺书，它代表了汉魏六朝文学的正宗与传统，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的总汇，尤其是关于如何运用高雅的语言精致和恰当地表达人生情感与志趣的知识的总汇。《诗三百》曾经是高雅语言的典范，夫子称：“不学《诗》，无以言。”而生活变得复杂、精神世界变得丰富了，语言必须与之相适应，新的范本是不可缺少的。看唐人命小儿诵《文选》的记录(如杜甫《宗武生日》诗嘱儿“熟精《文选》理”)，应是首先有“无以言”的考虑吧。再往后，以一部书来承担复杂而多样的文化功能的情形遂不复存在，所以《文选》成为专学自有其充足的理由。上世纪前期中国的学术研究开始走向现代，而《文选》学虽也不乏新创的成果，却始终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或以为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并列，使之遭到过分打击，细想来却未必是。大概较之当时文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新气象，“《选》学”因其本身的特点所限，很难带给人们创造的兴奋。至50年代以后，它终于衰落到了极点，据王立群先生《现代(文选〉学史》统计，自建国初至1977年，内地《文选》学研究论文总共仅有6篇。但似乎是证明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在这以后的20余年间，《文选》学终于又成为古代文史研究中颇见兴旺而成就突出的领域之一。这首先当然是得益于整个社会学术活力的复苏，同时也另有个别性的缘由：过去数十年间海外尤其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并未间断，他们的丰富成果被介绍引进后给内地学者带来一种刺激；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近些年来多种珍贵的前人所未见的《文选》版本相继被发现或由秘藏而转为印行流布，为《选》学的再兴提供了条件，因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贯注心血与才智于此。汪习波君于两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隋唐文选学研究》也是这一热潮中的产物。 《文选》学的成立和全盛阶段都是在隋唐。汪君此书以隋唐《文选》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在做一桩清理本源的工作。说来既然隋唐《文选》学如此重要，前人当然不可能轻忽视之，白60多年前骆鸿凯著《文选学》以来，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实已多有发明。但由于资料的匮乏、投入力量的不足，全面和深细的考察仍久付阙如。汪君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细研旧籍，又尽量利用各种晚近所出资料，如敦煌写卷、日本所存古抄本《文选集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陈八郎刊本五臣注《文选》，以及出土墓志之类，断文残卷，片言只字，凡涉紧要处，皆一一爬梳，比照钩稽，索其隐情，以求“对隋唐《文选》学作出较全面的论述”。此本难为之事，要说毕其功于一役自是不能，但这一尝试在《文选》学研究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