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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研究，宇都宫先生与川胜氏还是最大的理解者。当时对我提出的“豪族共同体”论（见《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国书刊行会，1976年；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持批判态度者不在少数，但他们二位却深表赞同，并在各自的学说中采纳了我的理论。良师益友在学问上的激励，使我在70年代出版了本书《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以及《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对我而言，这些都是一种无上的幸福。今天，二位师友都已辞世，留给我的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与寂寞。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出版以后，我仍有机会发表一些关于隋唐帝国形成问题的论文，这是因为旧著虽然论及了六朝至隋唐的推移状况，但还不够完善之故。我认为府兵制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因此趁1998年本书再版之际，又重新加上了几篇有关府兵制的论文以为补编，编名便定为《府兵制国家论》。府兵制不仅是隋唐王朝的军制，它还是关系到隋唐两个王朝权力本质的一项制度，而民众在这一制度中从根底上支撑着隋唐权力。再版时，书名也因之改为《增补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文版就是以这个增补版作为底本翻译的。 承担翻译工作的李济沧氏，1992年来日，在以收藏大谷探险队所发现的文物而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龙谷大学大学院学习魏晋南朝史，并于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李氏有着十年以上的留学经历，精于日文，熟谙日本学术界情况，由其翻译的反映日本学界动态的《回顾与展望》，就经常揭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每月发行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上。李氏很早便熟读拙著，应是翻译本书的最合适人选。 2003年春天，欣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允诺出版本书中文译本的消息，从那以后，历时约一年的辛苦翻译到今天终于完成，在行将付梓之际，作为本书作者，我感到不胜喜悦，同时对李氏的辛劳也表示由衷的谢意。 此书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还必须感谢从中斡旋的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唐刚卯先生。刚卯先生为已故唐长孺先生哲嗣，也是中国史的专家。对长孺先生，我素怀敬仰之心，与刚卯先生，也忝有亲交，这次蒙其厚谊，谨致深深的谢忱。 这里还要感谢慨然同意刊行本书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张晓敏先生。我曾经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推进的日中学术交流出版事业尽过绵薄之力，这次拙著能由以刊行汉学学术著作的重镇而闻名于世的同社出版，并以此得到向中国学术界介绍的机会，实在是一件无比荣幸之事。不过，作为浅学之身，加之又是青年时代不太成熟的论考，所以本书一定存在着不少误谬之处，在此恳请专家诸贤不吝教正。 谷川道雄谨识 2004年4月5日于京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