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还是一名刚进入京都大学不久的学生。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使日本人民在政治、思想上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课题，那就是在清除掉军国主义的阴影的同时，重新摸索国家建设的方向。我虽然才二十岁，但也同样面临着这一课题。对我来说，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密不可分，而这种意识又和自己今后立志做什么样的学问息息相关。我的专业是东洋史（即亚洲史）特别是中国史，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学习中国史，这一问题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当时，整个日本历史学界的一个紧迫问题是必须展开新的历史研究。拿中国史说，关键问题是要将中国史作为发展而非停滞的历史来重新认识，而且需要用科学的理论予以论证。最早针对这一课题开展研究的，是以东京为活动中心的历史学研究会。研究会的领导者们为解决上述课题，选择了唯物史观的发展理论，其影响迅速扩大至全国。那时我也加入该会，想从那里找到自己的指针。 大学时代，我便立志于唐代史研究。毕业以后，民众对唐朝权力的抵抗斗争是我尤感兴趣的问题，为此还发表过几篇论文。但不久，即对自己的这一研究观点产生了怀疑。我的研究方法是将国家权力与民众从本质上划为一项对立物，然后再从政治的层面考察二者之间对抗关系的推移。可是仅仅如此，唐代史的历史特征依然模糊不清，对民众的理解也缺乏现实感。我在一段时期内，为上述问题所困扰，经过反复的辗转与苦恼以后，决心从根源上重新把握唐朝权力，也就是需要追溯至唐朝的形成过程当中，从那里找出唐朝的原初形态，再从这一原初形态 中找到有血有肉的民众形象。为此，我把研究对象转向了六朝时期。 本书《序说》对上述思索过程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希请参看。刚开始，我的计划是从北魏末的内乱亦即六镇之乱出发，从北朝后期考察至隋朝，但这一工作后来又上溯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那时我所遵循的是恩师宫崎市定先生（1901—1995）的教导：“研究北魏，就必须读《晋书·载记》。”以六镇之乱为出发点，对其前后时期展开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用单篇论文发表的。1971年，也就是研究开始约十年后，我将这些论文集为一书，由东京筑摩书房出版。之所以没有用《五胡十六国·北朝史》一类的书名，而是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其原因正如在《序说》中所阐述的那样，是因为我的研究目的始终在于弄清隋唐帝国的形成前提与过程。 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我极力告诫自己不要依靠既成的理论或概念，而是应通过细致地阅读史书来描绘该时期的历史结构。我所关注的问题，虽然比较自然地集中于政治史，但并不是单纯探讨制度的沿革，而是力图将政治作为参与国政的皇帝、官僚、贵族、军人的意志与行动的一种复合产物来理解。在那里，还有着汉族、非汉族所形成的种族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但这种阶级问题或种族问题随着时代的进展而逐步得到解决，最终构成了隋唐帝国的骨骼。通过自己的研究产生出这样一种意识，实际上是件非常快意的事情。如果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之处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要说我的结论，这就是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能出现。站在这一结论上，便可以隐约地感觉到，中唐以后唐朝权力与民众之间的敌对关系，其结果便是导致唐朝权力的瓦解。 上述研究工作所用的十年，也是我成长为一名研究者的时期。当时，我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任教，对年青的我予以亲切地指导、激励的，是研究室主任教授宇都宫清吉先生（1905—1998）。宇都宫先生是研究先秦、秦汉、六朝史的大家，他的学问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他受到学术界极大尊敬的原因。先生的学德对整个东洋史研究室的影响极大，而对我来说，在先生身边亲聆雅教的十七年，所受到的薰陶亦可以说巨大无比。如果没有先生的教导，我的学问可能比现在更为浅陋，更加缺乏人情的味道。 良师以外，我还有一位良友，这也是我深感幸运之处。这位良友便是京都大学的同窗川胜义雄（1922—1984）。大学毕业后，川胜致力于魏晋南朝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主要著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在国内外受到极高的评价。川胜一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我们两人从1960年开始便进行一项共同研究，也就是计划通过他的魏晋南朝史与我的五胡北朝史研究，分别从两个方面来诠释同一时代。后来成立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便是以我们两人的这项共同研究作为基础的。可以说，川胜与我两人的上述两部著作，大部分都是这项共同研究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