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史从来就有两种，一种是教科书式的哲学史，把以往的哲学作为客观的知识原原本本向读者介绍。另一种是哲学家写的哲学史，这种哲学史的目的不是要把以往的哲学作为客观知识向读者介绍，而是要通过对以往哲学的阐述来表明作者自己的哲学观点，因而是一家之言的哲学史，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就是这种一家之言的哲学史的典型。在头脑冬烘的实证主义者看来，这种一家之言的哲学史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因为它过于主观。但哲学从来就是通过对哲学史的重新阐释而发展的，即使是那些教科书式的哲学史，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无非是作者没有自己的观点，而采取流行的观点而已。但流行的观点就等于“客观”？毫无疑问，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十九讲》是属于后一种哲学史，即一家之言的哲学史，尽管迫于实证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声威，他不得不标榜客观。毫无疑问，这种一家之言的中国哲学史，正因为它主观，所以比我们通常看到的流行的中国哲学史要好看，因为它有个性，有思想。正如罗义俊先生在书后的附录中说的，这部书“是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综论，也是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提要钩玄。”它与牟氏其他著作的关系是“既综述与反映以往的，又开示与透现未来的，成一贯通性联结的著作”，所以“也是了解牟宗三哲学的钥匙”。 不过，正因为它是一家之言的哲学史，所以也要用批评的头脑去看。过于自信和自负往往会过于独断，牟氏也不例外。他居然因为某些哲学家，如公孙龙和嵇康的思想与众不同就将他们归为西方式的思路，说“中国人历来不习于这种思路”。那么这种思路怎么会在中国出现的？难道是遗传基因出了问题？其实，比起公孙龙和嵇康，牟宗三要西方得多。这部讲稿中随时出现的英文术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牟氏是在西方哲学的阴影中讲中国哲学。这当然也不是他一人的问题，而是整整一代中国哲学家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