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上海史一直是海外中国学中的重要内容，各类专著不下于三百部，论文更多。截止2001年，西文世界中，以上海史作为博士论文的，按不完全的统计，有138篇。这些著作与论文，涉及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从租界、上海市政府、道台、工部局、警察，到外侨、帮会、妓女、乞丐、同乡会、苏北人、职员、女工、小市民，应有尽有。其中，相当一部分讨论了上海城市发展道路与城市特色。其一，城市特质另类。美国墨菲、魏斐德，澳大利亚马丁在各自的著作中，都特别强调近代上海城市的特殊性。1953年，墨菲在所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认为近代上海城市的演变发展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上海是了解近代中国的钥匙。二十多年后，到1970年代，墨菲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他综合考察、分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许多殖民地城市的活动方式，包括加尔各答、巴达维亚、卡拉齐、孟买、新加坡、香港，认为殖民主义者在各地活动目的、方式差不多，但由于各地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对西方的回应很不一样，可分中国、日本、印度和南亚等不同类型。他认为，西方在中国的影响，无论是经济、制度、文化，还是意识形态方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与印度不可同日而语。对于西方的回应，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上海并非了解中国的恰当钥匙。作为西方渗透的桥头堡，加尔各答和孟买改变了印度，但上海并没有改变中国。魏斐德在《上海警察》、《上海歹土》，马丁在《上海青帮》中，都特别论述了近代上海由于一市三治，使得社会治安、司法制度与中国其他城市极不一样，上海城市发展影响极大。 其二，传统与现代连续。原在英国、现在澳大利亚的伊懋可，美国顾德曼、张琳德，日本小浜正子在各自著作、论文中，都论述了上海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连续性问题。伊懋可的系列论文《市镇与水路：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上海士绅民主（1905－1914）》与《上海市政（1905－1914）》，特别关注上海的近代与传统问题，认为近代上海士绅在社会所起的作用，与近代以前有相同和相通之处。顾德曼的《上海同乡组织》，研究了近代上海同乡团体的产生、演变、功能及其与上海社会的关系、对上海社会的影响，认为在移民占主导地位的上海，因政府控制力较弱，在社会、经济和都市文化等领域，同乡组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批评角色。在近代上海，同乡组织的功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其传统的功能继续存在，包括为移民介绍职业、办理丧葬、迁运棺材、按照原籍习俗安排节庆活动，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功能，包括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实施对受灾家乡的紧急救助、沟通移民与政府间的联系，在税收和维持地方秩序方面，有时甚至起了“半政府”的作用。张琳德的《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岸（1074－1858）》，认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各地商人已纷至上海，从事棉花、航运、贸易和各种服务。这些商人成立会馆组织，从事多种社会服务工作。会馆、公所在上海开埠以前和以后，一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作者认为，在上海开埠以后十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内在连续性的因素，远比《南京条约》带来的直接影响要大。小浜正子在《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中，从慈善机构、救火会这些机构的演变，论述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问题。 其三，传统与现代共存。德国叶凯蒂、美国卢汉超等，认为在近代上海，传统与近代是并存的。叶凯蒂在《晚清上海四个文人的生活方式》论文中，通过对晚清上海王韬、陈季同、曾朴和金松岑四个文人生活方式的研究，说明晚清上海是多重矛盾的组合体，是中国唯一的能够允许一个人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过渡到近代的公共场所。这个城市有力量维护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向传统挑战时，当一个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再生效时，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租界，便成了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命运和自己企图的理想地方。卢汉超在所著《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中认为，上海虽然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仍保持了许多传统的方式，不少里弄保持着传统城镇的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化并不是简单对立的，对一般老百姓而言，主要的问题是择善而从，而不在乎是否现代化，并不是唯现代化是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