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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还没有翻译成中文的重要著作，澳大利亚学者梅克热斯(Colin Mackerras)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内容一直涉及到当代的西方中国观，于启蒙时代那一段只有少部分内容，但是，他给出了一个发展的线索。德国学者贝尔格(Willy Richard Berger)的《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形象与中国模式》(科隆、维也纳，1990年)在导言之外，全书分如下几个部分：第一，发现契丹，从马可波罗谈到礼仪之争；第二，模范国家和思想模型——中国作为欧洲启蒙的理想；第三，排华者——欧洲批评镜像中的中国；第四，远东的来客——游记文学中批评欧洲的中国人；第五，戏剧中的中国人；第六，图兰多；第七，欧洲的中国园林；第八，正确接受中国文学的转机——珀西(Thomas：Percy，1729—1811)与歌德(Johann Wolfgang yon Goethe，1749—1832)。这里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利奇温那本书的范围。 以上这些著作，已经将启蒙时代及其前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遭际在历史事实上作了相当详尽的描述。本书在研究视角上与之有所不同。本书尽量避免已经重复了许多遍的现象描述，把重点放在对于这些现象的深入分析。在通过分析确立了16—18世纪的中西交往具有以中学西传为主、中国知识在欧洲引起的反响极为突出这样的特点后，便紧紧围绕这一点，力求把这场中西交往还原到欧洲的社会和思想发展脉络之中进行审视，能够从看似纷繁的评论中找出欧洲人态度的发展主线，摆脱国内同类著作所惯用的汉学发展史或编年史叙述模式。目前可见的同类中文著作中，屡见的缺陷就是仅仅停留于介绍这一时期西方人关注中国的哪些内容，把西方人的这些言论按学科、人物、或对中国的表面倾向性分类排比，呈现的是一个个孤立的学者或一堆散沙式的言论，对于西方人为什么这样谈论中国、为什么关注这些而不是那些内容缺乏足够分析，对于各位西方学者的言论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也不大注意。本研究则打破这种因为置身“外部”叙述而造成的生硬与零碎化，致力于寻找16-18世纪欧洲思想界和知识界变迁的线索，用这条线索把他们对中国的各种言论联系起来，整合出一个随着欧洲社会变化而变化的整体性的中国形象。 本书在观点上的价值体现在，由于采用了上述深入事件内部的视角，对中国知识在启蒙时代的欧洲所扮演角色的评价有所创新，认为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不能用肯定／否定、好／坏、亲善／排斥这样的标签式对立词汇来概括。研究欧洲人中国观的主要功用不在于借以追溯欧洲人对中国人友好态度的开端。欧洲人的中国观实际上是欧洲人在特定环境下 的文化意识、思想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折射。中国的本来面目并非大多数欧洲人所关心的内容，欧洲人在17世纪中叶以后对中国的热情态度也并不仅是对异域风情的迷恋和好奇心驱使的结果，欧洲人看待中国的眼光总是沾染着一定的时代需求或个人需求，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欧洲人的中国观辨析欧洲社会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特征，但我们其实并不能如大多描述这段历史的中西文化交流主题的著作那样，以此为据而乐观地将这个时代定义为中欧交流史上的阳光季节。相反，通过对这个时代欧洲人认识中国时一些特点的冷静分析，本书揭示出一个事实，即自欧洲初次认识中国以来，中国就一直被欧洲放在它的对立面以便时不时地鉴照自己或反思自己；而 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实乃欧洲旧的社会制度体系衰落瓦解和欧洲人全球扩张所造成的“欧洲人”意识上升的结果，是文化本位主义一种隐蔽但却生动的体现。这一事实将有助于我们去反思，在中西交流中我们应立于何处、应如何正确地就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作出反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