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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中叶开始到17、18世纪之交，耶稣会士为了维护自身传教政策和为礼仪之争辩护，在介绍中国时突出强调中国宗教的内容，即其古代儒学与基督教有天然吻合性，其当代理学是一种遭儒学正道摈弃的无神论。作为对这种论调的辅助，耶稣会士也极力论证中国的古老历史是圣经传统的一支，中国人虽然没有明确的基督教教义指导，但他们所遵从的儒家道德为个人修养和社会管理带来的益处一如基督教教义，其明证就是中华帝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国人的知书识礼、品德高尚。由于耶稣会士如此刻意强调，兼以当时欧洲社会围绕支持还是反对教会权威、什么教义是上帝真正的教诲而争论不休，欧洲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说是宗教问题，来自中国的问题也不例外。虽然这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的论述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但我们发现其基本着眼点其实就是“中国的伦理与宗教”，比如中国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孔子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近似性，理学与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关系，中国人的历史可上溯至诺亚(Noah)洪水并一直按照诺亚流传下来的上帝律法而生活等等。 耶稣会士自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时代起就向欧洲人介绍一些中国的政治内容，但传教士的用意只是用它佐证中国宗教和伦理的优越性，故而着墨不多；同样，在宗教辩论激烈的17世纪后半叶，欧洲本土的知识分子也很少对这类内容有专门留意。但从18世纪初开始，随着欧洲社会风向标的转变，宗教背景下的讨论逐渐让位于有关社会发展的讨论，在中国问题上也有所反映，“中国迷”不再由宗教辩护者们担任，而改由社会改革者承当，于是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政治内容越来越多被关注。传教士们认识到这种要求后，为了继续吸引欧洲知识界的注意和同情，便投其所好，有意识对中国政治制度加以系统介绍。这种情形在1740年前后几十年最为突出。在政治背景下，中国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点成为关注核心，有关论述基本都围绕此展开，如英国的党派之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正反论调，德国政治改革家和法国重农学派的实践等等。 经过17世纪末期宗教背景下的讨论和18世纪中间几十年政治背景下的讨论，无论这些讨论本身的结果如何，可以肯定它们共同促成了18世纪中后期 “中国”这一概念在欧洲社会中的高度普及，反映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我们熟知的上流社会艺术风格与生活方式上的“中国趣味”；反映在知识界，则“中国”成为欧洲人扩展了的世界知识的一部分，也成为言谈立论中经常可见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字眼。 整个启蒙时代欧洲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可以分为如上三个大的阶段，但每一阶段事实上并非严格地前后相继，而是有相当时期的交叉重叠，因为每种社会现象从酝酿、发展、高潮到衰落，都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以上所设定的时段只是就每种现象表现最突出的时间而言。中国因素对于欧洲的影响在18世纪后半叶已经呈现出在衰退，一些讨论18、19世纪欧洲形象和欧洲观念的著作就很少提到中国因素了。印度的神秘主义取代中国吸引了西方学者的眼球。19世纪法国及许多欧洲国家的汉学研究，竟然把中古时代中国和尚西行印度求法的高僧传之类文献作为治学之重点，不是没有来由的。 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关于我们讨论的那段时间即1500-1800年间中国与欧洲的文化关系，中外已经有很多作品问世。有的著述我们在《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中已经有所举例，这里再举有基本代表性的中外文献。从西方来说，法国学者一些重要论著已经翻译成中文，比如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994年)，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除了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003年增补)讨论的重点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接受问题外，其余都是叙述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其实这个问题比较早的西方著作是朱杰勤从英文翻译的德国学者利奇温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3年初版，1991年重印)，稍后还有英国学者赫德逊的《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日本学者的一些著作虽然没有翻译成中文，但是，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却从中吸取了不少资料。 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的著作，首先当推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代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其次是以阎宗临早年的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为基础编辑出版的《传教土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此外，还有许明龙的《孟德斯鸠与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等。其实，与范、阎约略同时或者更早研究这一课题的中国学者，还有钱钟书、陈授颐、陈铨等，只是其作品很少翻译成中文或者在中国大陆地区流传不广而不为人所熟悉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