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三四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在学界形成热门话题，“重写中国哲学史”口号的提出，引起许多人的共鸣。近日，由复旦大学哲学系编撰的《中国哲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套大学教材以新颖的理论面世，力争“以中国传统哲学本来的思想体系，来研究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日前记者采访了该书主编，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记者:近三四年来，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似乎形成一个热潮。已有近二十种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专著、教材纷纷面世，情形颇为热闹。您认为目前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存在哪些不足或误区？ 张:近年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我看来，基本上没有哪一本是有影响的。它们早先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编著，后来又普遍按西方哲学观点编著，这样操作的结果，就是使中国哲学史读起来总有点怪怪的，没有自己的特点，诸如“反映某某事物的客观规律”、表现了“世界运动的本质”等说法，随处可见。用近代西方哲学的套话、教条式的概念、语言来形容千百年前的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思想体系得不到重视，弄成一副不中不西的面貌。如何用我们独有的传统的概念体系来阐述它，成为当务之急。 记者:您主编的这套《中国哲学史》与同类著作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张:近年新出的相关著作，相当一部分是把五六十年代的陈旧观点原封照搬过来，几乎没作修订就出版了。有些著作虽也有新观点的融汇，但难免留下一些老话题老调。在我们编著这套《中国哲学史》过程中，所有参与撰稿的学者都先达成共识:力争完全摒弃旧话语，“以中国传统哲学本来的逻辑、思想体系，来研究、阐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说，这本《中国哲学史》是国内第一本在这种思想自觉的大背景下讨论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教科书。 记者:但是我们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开始思考中国哲学的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没有“哲学”这个名目。西方哲学的许多概念早已融入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成为我们思想资源的一部分。 张: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可无否认，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客观的。但我们对西方哲学应当持合理使用的态度。比如，西方哲学中一些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背的概念，或者一些已被西哲自身批判的概念，诸如“主体性”“客观规律”“物质世界”“历史总是发展的”等等，我们不能再拿来当普遍真理使用。不能再机械地套用这类概念去阐释孔子、庄子了。这次《中国哲学史》成书过程中，一些撰稿者仍然习惯性地用“进化论”来解释某些中国哲学家，意在说明其“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云云，诸如此类的段落，在统稿时被我坚决地删掉了。 记者:您认为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对当下的中国人，尤其是大学生来讲，有何重要意义？ 张:以我多年来的教学经历，中国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复旦大学不少中国古代哲学课程非常受学生欢迎，选修的人一年比一年多，这在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这些智慧不会过时。前几天，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位西方学者说，谁如果在21世纪仍然认为唯一代表人类进步和正确方向的文化就是西方文化，那真是太愚蠢了。确实，冷战结束后，世界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西方文化不能解决，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都同样给世界提供文化养料，至少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审视自己现状和未来的独特视角。未来文化必是多元文化。作为一个中国人，学习中国传统哲学，这是我们对人类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