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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在经过对华人移民古巴历史的检索和研究之后，魏斐德全盘改变了自己对中国人的印象：“与我的童年印象相反，中国的劳工并非‘被动的苦力’或是剥削者‘怯懦的牺牲品’；他们在古巴从1846到1877年的历史经历，恰恰反映出一种积极主动得多的‘反抗—不服从’。” 这种“反抗—不服从”的主题，也被写进了魏斐德最重要的著作《伟大的事业：十七世纪中国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中文本翻译为《洪业：清朝开国史》)里，他在书中讲述了多个守节死难者殊死反抗的悲剧故事。 “《洪业》的中心概念是‘忠’的问题。”魏斐德说：“忠到底是什么？它作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对于归顺清朝的明朝旧臣洪承畴，或者是明朝时在扬州被围困及后来的屠杀中丧生的史可法那样的老忠臣，对他们为忠而造成的不及预料的后果，又该如何看待呢？与其像一位哲学家教授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宋朝程朱理学那样，干巴巴地用事不关己的态度来谈论忠在道德上的暧昧或者切身利益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决定去写满汉各方坚持以某种方式来献身于忠的男女们。我尽量将这些‘具体现象’置于相应的时代背景中，从而导致了一种叙事形式，它使剧情从华中延伸到东北边远地区，交替出现于各种篇章，直至汇于北方首都，直至另一代忠臣奋斗在南方呈现。” 魏斐德解释说，这种穿插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含蓄，而含蓄就意味着被懒惰的读者所忽略，被“生硬”的社会学家所鄙视——“因为他们把叙述性历史作品简单地当作讲故事……讲故事何罪之有？” 这部著作获得了列文森奖，被称为“一部拥有无与伦比的视角、抱负和叙事能力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一部真正具有世界观和全球眼光的史书”。 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论《洪业》：“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魏斐德的学生、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有这样的评价：“魏斐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最伟大的成就和贡献是他的叙事能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中学者们发明了复杂的理论和晦涩的专业名词使读者们望而却步。魏斐德对于所有在学术中呈现的理论都谙熟于胸，但是他有讲故事的能力，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力。他有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他把这种特质和历史学家的精确性结合在一起。” 魏斐德曾经的理想是成为一位小说家。在哈佛求学期间，魏斐德撰写了三部小说，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在他大学毕业后以伊文斯·魏克曼的笔名发表，印数达10万，超过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即使在最紧张疲惫的阶段，包括生命最后时刻患癌症住院时，魏斐德都手不释卷，其中尤其偏爱关于航海和侦探的小说。”魏斐德的夫人梁禾说。 “他热爱美食和美酒，他的餐桌上总是充满了令人称奇的故事，因为魏斐德是一个出色的故事家。”魏斐德的开门弟子、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回忆道。 红星照耀上海城 1974年，魏斐德随访华代表团抵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晚上，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朦朦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往昔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以往的不凡。可以说这是我写上海历史的灵感之一。”今年5月，魏斐德在与另一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詹姆斯·施寒(James Sheehan)教授一次公开对话中谈到上海时，还是抑制不住冲动。 此前，这位“纸上谈兵”的汉学专家，已经细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解密的一批二战时期上海警察局档案。 1990年代初，魏斐德获得了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终于可以开始撰写上海历史的相关著作。魏斐德出入于上海图书馆、档案馆，从被秘密存放在华盛顿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外文档案入手，发现了大量被湮没的历史事实，他甚至还专程前往台湾采访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魏斐德眼里，这是“20世纪中国黑暗而英雄的历史”。 史景迁对魏斐德的上海史研究这样写道：“他所热爱研究的不仅是成功者，还有失败者。20世纪初的上海对他来说是完美的，其中充满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罪恶的垄断形式、鸦片、美丽的女子和通过密码传递的间谍活动。” 魏斐德研究上海的历史可以被看成研究上海警察的历史。他搬出他喜欢的讲故事方法，先后写出了上海三部曲——《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和去年完稿的《红星照耀上海城》，前两年出版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其中有相当篇幅的内容也与上海有关。 《上海警察》“所研究的是行政权力如何可悲地在近代警察国家中制度化了的”。《间谍王》“利用了新的档案材料，所写下的与其说是个人传记，毋宁说是蒋介石中国的一份尸检报告”。后者是《华尔街杂志》上的评论。魏斐德是在轮椅上完成这份“尸检”报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