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燕其人，一般读者知道的不多，以前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古代散文选提到廖燕及其诗文者也寥寥无几。其实他是一位思想特立独行、文笔锐利的诗文大家，其成就绝不在桐城诸子之下。一则以显，一则以晦，文人身前身后之遭际，是那样的不同。现在，由广东省《廖燕全集》编纂委员会主编、研究廖燕专家林子雄先生点校的《廖燕全集》值此廖燕逝世三百周年之际，终于与读者见面了。遗珠重光，晦久而明，实在是廖燕研究史的一件该大书特书的事情。廖燕(1644—1705)，字人也，号柴舟，曲江(今广东韶关市郊)人。他自小就颖异不凡，曾璟的《廖燕传》记述了这样一件逸事：“幼时就塾，问师曰：‘读书何为?’曰：‘博取功名。’燕曰：‘何为功名?’曰：‘中举，第进士。’燕曰：‘止此乎?’师无以应。”小小年纪，即善独立思考，为日后反习俗、向权威挑战埋下了种子。年十九，举秀才，后来就一直未中过举。僻处穷乡，贫困潦倒，其间又遭遇战乱，妻女丧亡。他的一生是极为不得意的，只能以教书游幕餬口。偶然有个把地方官慧眼识英才，想提携他，但不久那人就死了。有的则对他冷眼旁观，不理不睬。例如《古文观止》编者吴楚材的叔父吴兴祚，时任两广总督；廖燕两次写信给他，请其对一位前明进士(与吴有文章交谊，但廖燕并不认识这位前辈)的安葬加以资助。然而吴兴祚竟连一封回信也没有。廖燕的古道热肠，总督大人的冷漠无情，由此可见。廖燕就是在贫困、屈辱、潦倒中走完了人生之路。 廖燕本是个怀抱利器、极希望有所作为、渴望建功立业的人，无奈时运不济，终身不获一第，后来连那个十九岁时考中的秀才资格也被他辞去了。长期沉沦下层，心中郁塞不通，无可告诉，有时只能去与村童老圃交谈，这一方面固然使他能多接触一些底层社会生活，了解民生疾苦，但另一方面也更增添了他心中的愤懑。他实在是不甘心的，发为文章，慷慨淋漓，放言高论，非一般文士所能企及。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朱渠在为廖燕的《二十七松堂》序中也说：“柴舟所历，穷通常变荣辱；辛苦流离，与夫忧虑险阨患难之故，无不备尝，不平之气，激而为诗与文，而诗与文即有以平其不平之气。”在中国历史上，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等人都是不平之鸣的佼佼者，他们之所鸣，大抵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声音。处于明清之交、历史巨变时期的廖燕，也是这样一位好作不平之鸣的大家，上踵前修，后启来者。廖燕之所鸣，大多针对封建统治专制积弊，社会陋习，道统道学。其观点的鲜明卓异，文字的尖锐泼辣，直可与李卓吾、唐甄并驱而争先，令人赞叹。 廖燕一生攻击最力的是科举八股。他说：明制以八股取士，巧于秦始皇焚书，秦始皇焚书是使人无书可读；明与清朝使人有书而不肯读，愚天下之法莫妙于是。他由此而进一步推导说：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皆安心听治于一人，而天下固已极治矣!尚安事使其知之，而得以议吾之政令也哉!故虽以明之制，百世不易可也。”这些话真可以说是将明清两代君主推行科举八股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了。因为他攻击科举八股，所以对那些只在八股制义中讨生活的人非常鄙夷，著有《习八股非读书说》一文，说：“今天下士莫不以读书自居，及问其所读之书为何，则舍八股外无一知者。”他还提出要读无字书。所谓读无字书就是要师法自然、重视实践知识的意思。这些见解，在三百多年前，都是振聋发聩的新见。 人性善恶问题，自春秋以来，聚讼纷纭，各占一是。廖燕认为，讨论这种问题纯粹是多余的，他提出复性说，认为问题的要害是怎样使人去恶趋善，而用不着去争论性善或性恶。快刀斩乱麻，一刀了之。从此我们也可以见出廖燕处理问题的明断。 南宋的岳飞被害之后，当时及后世的人莫不为之呼冤抱屈而痛骂秦桧。廖燕却认为杀害岳飞的首犯应是宋高宗，秦桧只不过是一个刽子手罢了。他说：“呜呼，若高宗者，岂非千古之罪人也耶!其欲杀武穆(岳飞)者，实不欲还徽宗与渊圣也。其不欲还徽宗与渊圣者，实欲金人杀之而己得安其身于帝位也。然则虽谓高宗杀武穆，即弑父弑君可。”真是诛心之论。又论张浚说，张浚其人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大忠大贤的正人君子，其实不然。张浚并不是抗金的民族英雄，与秦桧是一丘之貉。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廖燕认为，当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关押而还活着的时候，张浚与秦桧狼狈为奸，干扰抗金大业，排挤岳飞，对岳飞的冤死，不发一言——韩世忠还向秦桧兴师问罪呢。秦桧在密谋陷害岳飞之前，还巴巴地赶到张浚府中商议过。待宋徽宗、宋钦宗死了，迎接二圣回朝复辟已成了一句空话的时候，张浚才假惺惺地要抗金，做些姿态，这完全是秉承宋高宗的意旨，所以廖燕说张浚是“内小人而外君子”，“张浚误宋之罪，百倍于秦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