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吐鲁番学是一门研究吐鲁番及其邻近地区地上、地下历史文化遗产的学问，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对其不断出土的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这项工作早在一百年前就已有人涉足了，清朝末年，缪荃孙、杨守敬等学人围绕着吐鲁番所出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写跋语，作评论；随后罗振玉校录其文，并作出考订。1911年王树枏撰《新疆访古录》，特别注意并且著录了十余件私家收藏的吐鲁番出土文献，还作了考订。1914年罗振玉依据从日本探险队从吐鲁番所获墓志资料，出版了《西陲石刻录》，《高昌麴氏系谱》等；不久，王国维发表的《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及《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也是对出土古文献作的考释。然而，这在当时只是当作一种出土新资料而作的偶发性研究，既没有对地下文物进行科学发掘的材料作基础，也没有对出土材料作出批量的整理，更没有能结合吐鲁番的地域特点作出广泛联系性的系列研究。1928年以后，黄文弼先生两次对吐鲁番高昌古城、交河古城及其附近的墓葬作了考察、发掘，还调查了诸古遗址、寺窟，使得中国的吐鲁番学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实际考察和研究的阶段。然而，这一阶段的成熟期却在上世纪的50至70年代。50年代以后，新疆考古队对吐鲁番古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70年代又开始了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国家级的整理,其重要的标志是以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的成立，及其成果《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诞生。这意味着中国的吐鲁番学已经完全成熟地展现于世界学术之林，在此基础上，中国敦煌学界、吐鲁番学界、西域学界的学人们在讨论成立专业学会时，考虑到学术领域的异同特点，决定将学会名称定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于1983年9月正式成立。“吐鲁番学”这一名称，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法定地被确立起来。 吐鲁番学与敦煌学虽然性质相同，但也有一些历史性的、地域性的特点，客观地、科学地、不断深入地分析、认识这些特点，也是从事吐鲁番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本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追随唐长孺先生从事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对吐鲁番地区的历史发展做过钻研，对吐鲁番地区的东、西、南、北的历史遗跡、地形地貌、山泽泉渠及其生态，也不止一次地做过考察，故而能一直关注着吐鲁番学的发展及其学科的建设，对吐鲁番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性质、价值、意义及其学术史等，也发表了一些见解或议论，对吐鲁番学所涉及的历史及文化、吐鲁番文书学的研究方法及内容的扩展等方面，也做过一些归纳和自我总结。不论其是否正确，现均将其呈现出来，以就教于学术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