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强君早先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硕士学位，师从曹旭先生，论文就是关于《世说新语》的。之后来复旦读博士学位，算是挂在我名下，论文以《世说学引论》为题，也就是目前这部书的雏形。2004年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参与评审的学者们对论文所显示的学术功底和坚毅的努力都给予很好的评价。赵昌平先生尤为热情地肯定了刘强作为年轻学人想要有所开辟的意愿，叮嘱刘强将来仔细修改一下，就拿到由他主持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昌平先生是我尊敬的学长，好古而趋新，思路宏阔，待人厚道。他的评价体现着自己的学术性格，也给了刘强很大的鼓励。之后刘强去同济大学教书，生活和工作的负担都相当繁重，但他一直不能忘记自己想要创建的“世说学”理论框架。多年来辛勤搜罗，细心爬梳，深入分析，又与海内外同行不断交流讨论，终于不负昌平先生的指教，完成了这部书稿。我尝名忝导师，虽不曾教给他什么东西，但对这部书的问世，总还是感到十分欣慰。 《世说新语》 有一些特别之处。最初刘义庆和他的一群幕僚编纂这部书时，看来并不像刘勰撰写《文心雕龙》那样，有深刻的用意和精致的构思。在那以前，已经有不少专门记述名士言谈与风貌的著作，以及散见于各类书籍中的相似的材料，他们只是将前人的撰述收集起来，按自己的喜好和趣味重加编排，剪裁修饰，聚为一帙。有些工作做得明显粗率，如全书分三十六门，内容最多的《赏誉》一门有一百五十六则，最少的《自新》一门仅有二则，殊不成比例，也没有什么道理。我很怀疑在编纂之初对全书的门类并未严格确定，到了成书时，为了凑足三十六这个有意味的数目，才临时添加了《自新》一门或类似的数门。至于归类未必精当之类问题，前人也早有指责。但也许正是因为某种程度的粗率、不经意，《世说新语》 所呈现的若干重要特点才特别具有内在的历史意义；或者说，那些特点成为某种历史内涵的自然呈现。 譬如说，《世说新语》 所纪之士大夫言行始于陈蕃、李膺诸人，余英时认为，这正好标明了“士大夫自觉逐渐具体化、明朗化”的肇端； 而其下限迄于晋宋之际的谢灵运，陈寅恪认为这正好标示了起于汉末的清谈之风的结束。我并不是说编纂者对于所涉人物的起迄毫无考虑，但这种考虑显然不是那么严格的。因为尽管全书首条为陈蕃事，但在后面的部分，却另有时代早得多的秦末陈婴、汉武帝时东方朔的事迹。只是汉末之前的人物故事为数甚少而且显得零散不起眼，全书仍然形成了体现魏晋时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强烈特征，这一结果，似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形成的。 又譬如，此书三十六门中，大体排列在前的门类有明显的褒意，排列愈靠后的门类则愈多贬意（我称之为“价值递减”），这表明编纂者并非没有在书中体现某种道德评判的意图。但却有另一种隐在的力量，或者说时代性的趣味倾向，使得这种道德评判并不曾表现得过于苛严和冷峻，使得人的更具有内在性的、因而也是更具有个性特点的东西，始终成为全书关注的中心。 由于《世说新语》的来源纷杂，而且从可以比照的材料来看，编纂者对原始素材的改动幅度相当有限，照理说全书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语言风格。然而事实上这部书却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所记人物言谈，多妙言俊语，叙事写景，也以言约旨远为胜。被后人称为“世说体”的这种文体特征，与其说是出于编纂者的努力追求，毋宁说更多地蕴涵了特定的历史气韵。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时代。其根本特点在于士族权力与皇权成为并行的存在；与此相关联，形成儒学权威的衰落，思想的活跃开放，个体意识的觉醒，文学、艺术的独立与兴盛。这些变化，汇聚成中国历史上别具光彩的一页。而《世说新语》集中呈现了这个时代士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面貌，从而也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思想与文化的诸多特色。而由于其它同类书籍逐渐散逸不传，这样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著作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经典之一。 一部著作可以称为经典，是因为它容载了丰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信息，在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价值，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样的著作，毫无例外会引起后人格外的关注。人们需要从不同层面去理解它，并以此为坐标，将分析的眼光延展到更为广大的历史范围。因此就形成围绕一部经典著作的专门之学，如早期的有“《诗经》学”、“《楚辞》学”，晚期的有“《红》学”等等。 拿《世说新语》来说，它也是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一门专学的。可惜的是，虽然古人就曾提出“《世说》学”的概念，近代以来，研究此书的论著亦堪称汗牛充栋，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专学系统。研究者各自寻求自己感兴趣的或大或小的专题，时有重叠而缺乏相互支持与关照。这使得《世说新语》 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变得越来越困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