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能是受王国维的影响，我自来读书，信奉“无目的而自生目的”的读法。即便我花了十年时间去研究王国维的词学及学缘，而十年的开端也是因为一个学生关于王国维的一次偶然提问。三年前，因为我的另一项目结项时间紧迫，我几乎是强行中断了我的王国维研究，将已经发表的九十万字论文，条理整合为《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一书，交中华书局出版。但其实近三年来，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与王国维相关的文章；今年更是在《文史知识》上连载了十二篇论析王国维词的文章。我不知道以后还会写多少关于王国维的文章，但应该一定会写。因为我发现闲来打开王国维的著作，早已是我的一种习惯，则是否能由此不断“自生目的”，也是我自己无法预料的。关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此前在中华书局出过三四个本子，有学术版的，也有通俗版的，算是花了不少功夫。其中《人间词话疏证》先后收入《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中华国学文库》两种丛书，据说印数相当可观。关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人间词话》学术史，我也做过十个专题的研究。我因此感叹：即便慵人如我缓行如此，持之以恒，也居然能做出一点成就，何况其智其勤皆在我之上的呢！ 但老实说，即便我对王国维的词学用心如此，也常常不免困惑其中。《论语·子罕第九》中颜渊的喟叹最能代表我的心境。他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渊对孔子之道的礼赞近乎极致，而极致的结果便是发现根本找不到追随的路径。这种惊叹之后无所归依的恐惧感，没有类似的经历恐怕很难体会到。我对王国维极高明的思想也真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因为试图阅读并理解一位大师，本身就是对阅读者的一种挑战。 但学术史要前进，挑战便不可避免。 菀莛君曾从余问学三载，2016年夏博士毕业，旋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她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完成这本《百家点评人间词话》。这书的编写因缘与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有关，是施议对教授把这个撰写书稿的任务交给了菀莛君，其中包含的信任与督促之意，在在可感。菀莛君也果然不负所望，晨写暝抄，不到一年即完成了初稿三十多万字。她曾将初稿发我审阅，但老实说，我只是简单翻了翻，并未细看。原因倒不是我偷懒，而是此书由施议对先生担任审订，自然无劳我多问了。施议对先生不仅撰写过多篇关于王国维词学的精彩文章，而且曾在岳麓书社出版过《人间词话译注》。此书我曾枕籍观之，受益甚多。“铁门限”在此，我当然不必过虑了。 关于《人间词话》汇评类的著作，此前我见过两种：一种是刘锋杰、章池合著，黄山书社出版的《人间词话百年解评》；一种是周锡山编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这两种著述篇幅并不算大，但应该说将之前出版关于《人间词话》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观点，大体网罗了进来。但前书出版于2002年，近十五年的学术史缺失是显在的；后书增订再版于2013年（初版于2004年），近五年的学术史也被搁置在外。而且即便是2013年之前的学术史，我读来也殊多未足。这个“未足”主要体现在采择观点的家数和编者的自我裁断上。 菀莛君此书虽名“百家点评”，其实引录不止百家，其中颇多我未见或曾见而忽略者。因为家数的大幅增加，既以时序展现近百年学术史的客观发展，又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共置一书之中，可见学术史发展的丰富与曲折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词话条目后的“别叙”，在大体总结相关学术史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理解与判断融入其中，实际上将编者自身也转变为点评“百家”之一。 此书本编、删稿、附录、补录的体例多承王幼安等校订本而来。但这种文本分法，我私下觉得可能是有问题的。王国维初刊《国粹学报》的64则《人间词话》，似乎并不能完全持以为是王国维词学之“本”。在1915年之时，王国维曾再度删订了一个新本，此本之后再无修订。所以王国维词学的最终本原，从“后出转精”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在1915年刊于《盛京时报》的31则本《人间词话》。这个本子当然从《国粹学报》中采择甚多，但当年存于手稿而被初刊弃用的若干条目也同时被吸收进来。所以从王国维词学的发展过程来说，“删稿”并非真的是删去之稿，只是暂时未被选用、可能待用的条目而已。有的条目事实上后来被王国维在《盛京时报》中采用了。既如此，则“删稿”之义，就值得商榷了。 以前俞平伯在重印《人间词话》的序言中曾感慨地说：“（此书）虽只薄薄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读者宜深加玩味，不以少而忽之。其实书中所暗示的端绪，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庞然巨帙。”俞平伯说《人间词话》是“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而拟解析者，我觉得同样须有胸罗万卷的学术底蕴，才能识得其中端绪，辨明其中甘苦。菀莛君此书在展现学术史的同时，我觉得同样也展现了她个人的学术魄力和学术眼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