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志为我国古代地方志中的一个特殊门类。古语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也有不少名山为道士所驻足、栖居，乃至形成绵延不绝的教派，人借山之幽，山因人益灵，这类名山的山志便也由此获得了宗教史的意义。位于今江苏省句容、金坛两市交界处的茅山，自南朝陶弘景隐居其处以来，便一直是道教上清派（或称茅山宗）的祖庭，在道教内部被尊为“第一福地”、“第八洞天”。茅山之所以能有如此地位，与上清派息息相关。此派并非最早出现的道教教派，但在早期道教由质朴、杂糅、涣散的底层信仰向成熟宗教转型的过程中，却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神仙谱系的建构、修炼理论的发展、道教经书的整理等方面均卓有建树。正因为此，整个隋唐及至北宋时期，上清派都是道教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教派。南宋以后，其声望才渐渐为龙虎山正一派和全真教所超过。 对上清派历史的第一次系统整理即为陶弘景本人编撰的《真诰》，然而弘景之后近七百年，及至元朝，才出现第二部类似的著作，此即为元代上清派宗师刘大彬所编纂之《茅山志》。该书在各方面均显示出继承《真诰》的倾向，如全书十二篇：《诰副墨》《三神纪》《扩神区》《稽古迹》《道山册》《上清品》《仙曹署》《采真游》《楼观部》《灵植检》《录金石》《金薤编》，均以三字为题，即是模仿《真诰》体例。不仅如此，《茅山志》还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成果，如《三神纪》《上清品》，分别记述作为茅山信仰核心的三茅真君的传说和上清派历代宗师生平事迹，后者于各宗师传记后还系有“赞”，明显借鉴了纪传体正史中的“本纪”和“列传”的书写方式。其余各篇，分别记录了茅山山水形胜、仙真遗迹、楼观庵庙、历代隐者等内容，而《录金石》《金薤编》尤为洋洋大观，前者辑录上起南朝梁下至元代的茅山历代碑文，后者辑录历代文人歌咏茅山之诗歌序铭，可视为上清派史料之渊薮。总之，《茅山志》虽以山志为名，却远远超越了普通方志的范畴，诚如《道藏提要》所云：“读此可窥元以前道教茅山宗之全貌，非徒山志而已。”《茅山志》成书后，明代永乐、成化年间均有重刻，并于正统年间刻入《道藏》。嘉靖年间茅山玉晨观道士张全恩复组织重刻，并请邑人江永年增补《明懿典》一卷，记录明代茅山的国家祭典、宫观组织等情况，并按《录金石》《金薤编》两篇的体例增补明代茅山碑文、诗歌。本次由王岗先生整理的《茅山志》，即以此玉晨观本为底本，以目前尚存于世的《茅山志》的各个版本为校本，进行校勘标点。笔者忝居该书责编，有幸通阅全稿，觉受益颇多，聊述几点感想如下： 首先，为了刻意营造神秘性，道教文献每每隐没撰作年代，早期文献又每每经过后人的改作，使得文献断代和排序成为道教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而《茅山志》中收录的不少早期道教文献，有可能为这种断代工作提供依据。例如，北宋张君房所辑《云笈七签》中收有署名东晋李遵撰的《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茅君传》，为较早的一种系统论述三茅真君事迹的文献。笔者在审稿时发现《茅山志》中《三神纪》一篇所收茅君传记与《云笈七签》本《茅君传》大体相似而间有异文，后读魏斌先生论文，得知唐代类书《初学记》卷三十《鸟部 · 鹤》引李遵《太元真人茅君传》数条，其内容唯见于《三神纪》而不见于《云笈七签》本《茅君传》，据此可推断《茅山志》所收者更接近于东晋李遵所撰三茅传记的原貌。再如，《真诰》是重要的早期道教典籍之一，然而今天人们利用最广的《道藏》本《真诰》，在明代被刻入《道藏》时，不但被重新分卷，在内容上亦有所改作，已非原貌，而元代成书的《茅山志》中多处引用《真诰》，正可作为今天我们整理校勘《真诰》的重要依据。 其次，在传统中国，宗教往往需要与政治势力结盟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晋僧道安有云：“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其实不独佛教如此，道教亦然。上清派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除道教自身的因素外，也得益于其历代宗师中有不少人熟谙政治风向，与皇室关系密切。刘大彬在《茅山志叙录》中即曾感慨：“梁唐尊尚之笃，真人道士代为帝者师，龙文凤札，积如云霞”，而他所在的元代，上清派已渐趋衰微。大概是出于对往昔荣耀的怀念，刘大彬在《诰副墨》部分中收录了大量与政治相关的材料。其中有梁武帝与陶弘景之间的书启数通，我们都知道梁武帝是著名的“菩萨皇帝”，由这些书启可知他跟道教之间也是渊源颇深，如其曾为陶弘景提供山中修道所需之物，书信往来，关怀备至。饶有趣味的是，这些书启中提及，梁武帝曾送王羲之的一些书帖给陶弘景赏鉴，两人并就书迹真伪和书法理论进行了多次讨论。这正呼应了陈寅恪先生的著名论述，即道教的写经活动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发展关系密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