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王陵“天子驾六”车马坑
    ■张经纬

穆王西征的浪漫背后，还有一个惊人的社会交换体系？伯乐相马的传说中，居然隐藏着秦国崛起的密码？吴越争霸的主角们，为什么相继走向两线作战的困境？“振大汉之天声”，其实只是一种历史的幻象……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一书，不拘泥于“华夏中心”观念，而将中国历史上各人群的活动，投射到东亚大陆的地理构造上，运用人类学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众多人群留下的传说和谜团，对这些古代人群崛起的原因和最终的走向，提出了新的解释。
作者张经纬，系上海博物馆馆员、人类学学者，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民族史与当代民族文化研究。通过此书，他尝试打通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分隔，揭开夏商周三代迷雾，提出国家起源的新假设。

一个新问题

东亚内部的区域之间，及东亚与之外的区域是如何产生联系的，有没有固定的路径，是否存在互动的模式？解开此谜是个大挑战

解开古代中国的来龙去脉，大概是每个人文研究者都会有的愿望，但要如何解开，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有很多前辈和当代学者都作出了可贵的尝试。比如综合多个学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或是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的“人类基因迁移图谱”项目（东亚部分），都见证了前辈研究者在探索古代中国的道路上，付出的无数心血和岁月。现在这份探索的名单里还要加上耗时16年之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与会专家代表特别指出，中华文明具有“兼容并蓄”的特征。这个特征“不仅表现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各种文明间的联系、交流，而且表现在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借鉴与发展上。”具体来说，就是“由于处在地理位置相对孤立的东亚地区，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相对独立的……但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中华文明。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被我们加以改造和提升。”
从“探源工程”这样一个代表中国考古最前沿成果的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明确这样三个信息：第一，中国古代文明大体发源于欧亚大陆东部，也就是东亚这个相对稳定的地理区域；第二，在中国文明诞生的东亚内部，存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互动和促进，比如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三，东亚文明也不是孤立发展的，它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这个鼓舞人心的成果，让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识，但也随之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些东亚内部的区域之间，以及东亚与之外的区域，是如何产生联系的，有没有固定的路径，是否存在互动的模式？
许多年里，这样一些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桓。在前人铺设的知识道路上，经过多年思索，我决定将自己的思考整理出版，给学术各界提供一些参考线索，对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贡献一本小书。

两个关键词

空间范围相对固定的“东亚大陆”是第一个关键概念，而将“史前”阶段与文明史结合为一部“人类史”，是第二个关键词的目标

这本小说，就是我在过去的几年中渐续打磨的《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的人类简史》。书的主旨或许可以从书名的副标题中体现出来，即“东亚大陆”和“人类史”这两个关键词。
在很大程度上，“东亚大陆”等价于历史上的“中国”，但就所指的边界的稳定性而言，前者甚于后者。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不同朝代的变化，疆域也随之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变化，因此在空间范围中相对固定的“东亚大陆”就成为本书主题的第一个关键概念。
东亚大陆作为一个具有漫长文献记录传统的区域，在文明史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材料。不过，从考古学和基因研究可以获悉，在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之前，东亚大陆的人类已经在此生息了数万年之久，十多倍于文明史的时间范围。而将东亚大陆文明史之前的“史前”阶段与文明史共同结合为一部“人类史”，便是本书第二个关键词的目标。
如何填平史前史与文明史之间的鸿沟？书中使用的具体策略也隐含在这两个关键词当中。在以往，我们始终认为，无论沧海桑田，人群世代延续。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人群，可能从上古以来，就在当地生息，繁衍出如今依旧在当地生活的后裔。所以，观念里人群始终是个常量，而自然环境等外部因素似乎成为一种变量。本书则反其道而行之。根据基因研究的新近成果，“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在其后的数万年之间迁移到世界各地，其中自然也包括东亚。古代人类的移动性与多元性可能要超过我们的想象。
《四夷居中国》一书的核心，就是将人群本身视作一种变量，相比而言，东亚大陆更加稳定的地理构造、地质通道就转而成了常量。简单来说，如果我们证实了，今天长江下游人群前往黄河流域途经的高铁路线，和明清时期两地来往的邮传路线大致吻合，又与唐宋时期的车马商路基本相仿，甚至与秦汉时期的“五尺道”的大方向不谋而合，我们是不是就能假定，更早时期沟通长江流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古人，同样采用了相仿的路线？
所以，在本书中，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东亚大陆不同区域间的联系及路径上，更多去讨论东亚各主要区域之间人群的移动、文化交流和物质交换。并且遵循这样一种思路：“较晚近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较早期人类活动在空间上的重现——都经过了相同的路径，都受到类似环境因素的影响”。这样我们就能，从相关记录较为丰富的中晚近人群互动故事开始，渐渐向着历史深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的夏商周三代，以及史前时代迈进。在本书的最终篇章中，顺利完成东亚大陆文明史与史前阶段的对接。

特殊的叙事

这种脱胎、化简于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叙事结构，在帮助我们更轻松解读文献的同时，也有意识地拓宽了正文部分有限的时间跨度

为了兼顾理论论证和文史研究这两方面的需求，本书采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叙述方式。
书中除第七章以外的每一章节，都分为引言和正文两个部分，引言选取时间上相对较晚（通常为人们熟知），且与正文所述相似的人群互动“故事”，通过分析，引出正文将要讨论的主题。这种可以说脱胎、化简于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叙事结构，在帮助我们更轻松解读文献的同时，也有意识地拓宽了正文部分有限的时间跨度，为第七章的总结部分提供更丰富的人群迁移数据。
本书既以人类史作为目标，势必要尽可能地涉及中国五千年历史。为了覆盖如此广大区间，书中尽量将引言和正文的时间阶段分错开列，以便从较晚的完整叙述中，窥见早期互动中不容易注意到的结构性因素。
具体来说，秦始皇会以“向导”的身份，在第一章中带领我们完成对东亚大陆地理构造和人文类型的探索。第二章里，藏地天堂的赞普将同吴、越的国王们一道“指点”我们走进文献背后的密径。第三章聚焦的对象分别是杨家将的原型和《穆天子传》的主角，一种有趣的动物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第四章中，我们会看到人参为满洲崛起提供的奇妙动力，而周王和他们的姜氏妻族则要在《诗经》中一同歌颂他们实现的社会变迁历程。孟姜女在第五章会为秦始皇洗脱因修筑长城所蒙受的千古罪责，而汉武帝的后人们却未能继承刘彻在《轮台罪己诏》中的深刻反省，为王莽的“表演”铺好了舞台。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或许将构成本书篇幅最长的一段引言，但这篇与众不同的“戏考”将连同第六章正文中班氏祖孙的事迹一起，帮助我们深刻体会到生产—消费关系在农业定居社会中所起到的无与伦比的作用。
这一叙述方式，可以说也兼顾了理论和文献的平衡。本书从第二章开始至第四章，每章既是呈现了一段先秦时期的人群迁移、互动过程，事实上也是用一段篇幅阐述一个“中层理论”，分别在从简单到多元的不同层次上，阐述人类包括迁移在内文化互动的各个维度。而第五、六两章则是通过对这三个理论的综合运用，全面呈现东亚大陆人类迁移的内部机制。
在内容方面，每一章既是全书整体的一部分，又拥有完整的独立结构。第二至四章将以逆序的形式重建春秋、战国以及西周（晚商）时段里东亚大陆不同局部的人群互动，第五、六章则以秦、汉续接战国，完成对东亚大陆早期人类迁移过程的叙述，并以此为基础在第七章的总结部分继续“上下而求索”，解开我们对上古中国由来已久的困惑。

有趣的发现

分散在东亚中央王朝周边的“四夷”，并不是前者的对立面，而正是两者的动态过程，解释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海纳百川、在文化上交汇融合的前进动力

虽然，书中所有的结论，要在翻完书末最后一篇附录后才能全部揭晓。但其中一些有趣的发现，值得和各位读者朋友提前分享。
首先，正如本书的主标题所言，分散在东亚中央王朝周边的“四夷”并不是前者的对立面，他们在机会合适的情况下，就会沿着东亚地理构造敷设的轨道，进入中原地区，成为建立新王朝的支柱力量。而这种有迹可循的机制，将再次吸引更多周边人群，聚集在中原的外围，重新完成新一轮迁移由外而内的交替进程。所以，正是这样一种动态的过程，解释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海纳百川、在文化上交汇融合的前进动力。
其次，本书绘制的地理网络体系，也为解开东亚大陆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可能。许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过“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费孝通文集》[第8卷]），都是一些沟通东亚各主要区域的重要民族走廊。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古代人群穿过走廊之后，并不会就此停止不动，他们会沿着另外一些路径继续迁移。在东亚大陆腹地的广阔平原和丘陵地带，某些地理构造（比如，地质年代形成的断裂带），在“走廊”的终点，为东亚人群的迁移提供了方向标志。本书便通过对古代关隘、要塞的考察和迁移记录的对照，完成了对这些路径的重建，确切描述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辽河流域等史前文明发生联系的具体路线。这为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东亚地区古代文明的联系提供了可能。
第三，通过这样一张具体落地的通道网络（并不类似美国全球史学者麦克尼尔父子提出的“人类之网”概念中，“网”只存在于一种抽象的修辞），我们就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给出一个可行的解释。世界各地史前文明的出现存在一种相似的机制。由于地理构造的关系，古代中原地区的农业社会，往往会在通道网络的交互部位和外围人群发生实质上的接触。这些接触往往伴随着农业社会对周边人群物质产品（大到马匹、牛只，小到人参、貂皮）的由衷兴趣。当他们积极与周边人群展开贸易，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周边产品时，就会在自己的外围培养出一个不断增长的非农业社会。很快，随着贸易程度的加强，非农业社会的交换组织就会围绕贸易首领，形成一个层级化的框架。而日后即将壮大起来的文明雏形，便经由这一政治-经济上的转型，逐渐萌发开来。
伴随这些新观念一同呈现的，绝不是枯燥乏味的文献扒梳。相信各位读者能在思考、体味这些新观点的同时，亦能获得解读中国古代历史的趣味。

一些新期待

除了已经给出的一些解释，希望书中提出的方法和研究思路，能对未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一些思路，作出一点方向上的推动

阖上《四夷居中国》一书，相信各位读者的头脑中都会产生一些独特的想法。除了书中已经给出解释的一些主题，我希望书中提出的方法和研究思路，能对未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一些思路，作出一点方向上的推动。
其中，最值得期待的，或许就是对通道网络的应用。在过往的研究时期，平面化的地图模糊了研究者对地理构造的认知，很容易忽略了文献中丰富的地貌对人类历史活动的促进作用。而今，随着卫星地形图的出现，不但能让我们更直观地认识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而且能帮助我们便利地发现通道网络的存在。借助这种全新的研究工具，相信可以对当下的中古古史研究产生有益的促进。
延续通道网络的思路，我们便能进一步梳理中国古代人群的来龙去脉。诸如匈奴、鲜卑一类古代人群的身影，往往伴随汉文献的阙如，而消失在历史的深处。现在，这样的通道网络，仿佛在古代人群的迁移之路上点上了一盏路灯，让我们得以在文献的终点，继续追随古人移动的步伐。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希望《四夷居中国》一书，能传递这样一种基本概念——组成古代东亚大陆的各个区域文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这种趋势在中国古代文明史的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在不同历史王朝中，存在分裂与统一的不同阶段，但正因为这种彼此相连的通道网络，使东亚地区建立起一种牢固而坚实的联系，成了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能量之源。
希望本书可以在每位读者心中激起思想的火花，如果您做好了准备，就请随我一同去往历史的深处，探寻不同人群之间文化互动的基本法则，归纳出人类迁移的动力之源，重现东亚大陆文明史上人类的迁移历程，实现在东亚大陆的史前史和文明史之间构筑一条“人类史”通途的小小目标。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
张经纬著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