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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晔 摘要：明代晚期是整个明代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阶段，浙党、魏忠贤阉党、东林、复社，彼此之间的政治党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形势。其中，鲜明的地域性派别成为晚明党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党争中所体现的地域扶持和异派倾轧，与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员构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派别主要成员的籍贯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可以对当时的某些政治现象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晚明 政治党争 地理分布 本篇所考察的晚明党争，自万历中期沈一贯当政开始，从宣、浙五党之间的斗争，到他们逐步联合与东林的对抗，到天启间阉党与东林的斗争，再到崇祯年间以复社为代表的政治运动。无论是五党、阉党，还是东林、复社，作为士人的政治交游，同乡和同年都是两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因素。无论宣、浙诸党以党魁的籍贯来命名，还是东林、复社作为地域性的文人集团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地域性都是这类党争所无法避免的一个鲜明特征。因此，考察政治派别的人物的地理分布，有它的正确性和必要性。通过对这些政治派别的主要人物的籍贯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可以从量化数据中发现一些内在的政治规律。 在进行量化统计之前，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一、考虑到明人在党争中所体现的是当时的地域意识，本文的行政区划以明代的行政区划为标准，南直隶不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湖广不分为湖北、湖南两省，甘肃、辽宁也不从陕西、山东两个布政使司中划分出去。二、有乡贯、户籍之分的成员，以统计所用文献中记载的籍贯为准，如《钦定逆案》“毛一鹭，浙江萧山人”，进士题名碑录作“浙江遂安人”，仍据《钦定逆案》之说。若所用文献无籍贯记载，则据进士碑录进行统计，以户籍为准，军籍计入卫、所所在地，如《东林点将录》“地巧星玉臂匠”右佥都御史程绍，进士碑录作“直隶德州左卫（山东掖县）”，则计入北直隶河间府。 一 宣、浙诸党与阉党成员的地理分布和特征 晚明党争出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始于宣、昆、齐、楚、浙五党。关于五党的产生，《明史》有这样的表述： 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骎曾、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徵仪、董元儒、李嵩辈，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其时考选久稽，屡趣不下，言路无几人，盘踞益坚。后进当入为台谏者，必钩致门下，以为羽翼，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1] 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竣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2] 由上可知，宣、浙五党，都是以其首领的籍贯来命名的。不可否认，政治派别的产生和划分，是以政治分歧为主要标准的，而不是以地域为分野。但是，作为同一地域内的士人，在家族、书院、科举等诸多因素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由于利益关系而形成同一政治趋向，也是很正常的政治行为，并不应该用现代政治的眼光很简单的对这种隐性的社会现象予以否定。天启年间，随着党争的日趋激烈，五党与东林一派的矛盾不断加剧，为了适应新的党争形势，这些东林的反对党开始与宦官集团相互结合，以加强自身的政治实力。这种内官与外廷的合流现象，是晚明党争所出现的一个新的特点，也是激烈党争局势下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走向。 有关宣、浙五党及魏忠贤阉党的名录，主要有《天鉴录》和韩鑛《钦定逆案》。《天鉴录》作于天启年间，记载“真心为国不附东林横被排斥久抑林野及冷局外转者”103人，明显为阉党口吻，所记亦多阉党，但也有少许持中立态度的官僚。本文对阉党人物的数量统计以韩鑛《钦定逆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为文本，此篇为崇祯帝手定，共分阉党六等，其中首逆凌迟者2人、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6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19人、交结近侍次等充军者11人、交结近侍又次等坐徙三年纳赎为民者127人、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43人，另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44人，总共252人，与《明史•阉党传》的记载有微弱的差异，现以《钦定逆案》的记载为准。又排除世袭、外戚、忠贤亲属、内官党附及籍贯未明者，其他由科举仕宦而列阉党名录的，共187人。下面即对这187人所属籍贯的地理分布进行量化统计，分别从分省和分府两方面进行考察（见表1、表2）。 表1分省统计阉党成员数量表
表2 阉党人数5人以上的10个府排序表
由此可以得出，宣、昆、齐、楚、浙诸党，的确与天启朝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五党与魏党的合流，使得阉党在地理分布上呈现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从分省数量的情况考虑，在地域上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北直隶为魏忠贤（河间肃宁人）及其心腹崔呈秀（顺天蓟州人）的家乡，故阉党人数达36人，这里还不包括魏氏亲属，可为第一层次；南直隶、浙江、山东三省，人数都在25人左右，是昆、宣、浙、齐四党的老巢所在，居第二层次；河南、福建两省，人数在15人左右，居第三层次；其余在5-10人之间的有四川、江西、湖广、陕西、山西诸省，5人以下的有广东、云南、广西、贵州诸省。从这个阉党的分省数量排序来看，齐、浙诸党的人员在阉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是整个阉党集团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较特殊的是楚党，在天启朝的党争中已经逐步权力边缘化，这也与楚党本身势力较弱有关，相反，湖广官员在东林党人的名录中却占有不小的比重。然而，阉党权力的重心依然掌控在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手中，五党依附于魏党，是与东林党人政治斗争的客观需要，他们始终处于一种帮凶的地位，而未能从实质上把控中央实权。下面是崇祯初年《钦定逆案》中对阉党人物的处分情况，即可从一个侧面了解这种政治权力的分布（见表3）。 表3阉党成员处分等级分省分布表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里的“其他”一项，是指列入名单正文的世袭、外戚、宦官及籍贯未明者，附文中的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44人，不计入内，故最后总数为208人。五党特别是浙党和齐党在阉党中的政治地位，在上述三表的阉党地理分布中体现地非常明显。浙党渊源于沈一贯（宁波鄞县人）、朱赓（绍兴山阴人），至姚宗文（宁波慈溪人）、刘廷元（嘉兴平湖人）趋于兴盛，成为五党中最有势力的一党。天启以后逐步与魏党合流，继续与东林一派相对立。考察《钦定逆案》中的人物籍贯，绍兴、宁波、嘉兴三府的阉党人数分别为10人、7人和5人，三府即占去浙江的88%，而这其中山阴、慈溪、平湖三县又占去5人、4人和2人，在所在府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又以齐党为例，万历晚期齐党开始鼎盛，是时齐党党魁为亓诗教（济南莱芜人）、周永春（兖州金乡人）和韩浚（济南淄川人），《钦定逆案》中济南、兖州二府有10人和3人，占了山东的54.2%。但是，两党的主要成员，在崇祯初年的政治处分中多位于第五等，这也是除南、北直隶两省外其它诸省的普遍情况。虽然这里面的处分有各种特殊情况，如“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中的倪文焕“拜逆为父”、陆万龄“请以魏逆祀孔子之堂”，道德罪行大于政治罪行。但总体而言，齐、浙诸党与魏党合流后，在天启年间的党争中，政治权力已开始边缘化。上表中逆案第一、二等的8人中，除崔呈秀为进士出身外，其余7人均为宦官、外戚，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 二 东林党人的地理分布和特征 与阉党相对抗的，即是所谓的“东林”一派，姑且不论东林是否为“党”，至少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派别，是研究晚明党争所无法回避的。前人有关东林党人的名录，主要有陈鼎《东林列传》、王绍徽《东林点将录》，及《东林籍贯》、《东林同志录》、《东林朋党录》和《盗柄东林夥》。这几部著作各有特色，同为东林名录，由于撰写者的政治立场的差异，其中的偏向也各有不同。本篇对东林党人籍贯的地理分布的考察，主要参考陈鼎《东林列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东林籍贯》、《东林朋党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这三部典籍中对东林党人的籍贯记载较为详细，易于整理。同时对名气最大的《东林点将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也予以足够关注，通过对人物的考辨，对其籍贯进行细致地整理，并据其108人的籍贯，以府一级行政区划为统计单位，排序出东林党人数量居于前列的若干府的分布情况。（以上四书在表4中简称《列传》、《点将》、《籍贯》、《朋党》，《列传》的统计自卷二“顾宪成”以下，计合传不计附传） 表4 分省统计东林成员数量表
对照上述四种东林名录，可以发现，后三种著作所记人物的地理分布的格局基本一致，而与《东林列传》差异颇大。这里有三点原因：一、《点将》、《籍贯》、《朋党》三书均成书于天启年间，且与当时政治形势紧密挂钩，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色彩，所记名录比较符合史实。而陈鼎《东林列传》成书于清乾隆时期，所记除东林人士外，还把许多与东林并无多大关系的、但是持反阉党态度的中立官员也拉入其中，以壮声势。二、著者陈鼎为常州府江阴人，虽然东林党人的确以苏、常二府居多，但著者的乡贤意识还是产生了不小的作用，以致南、北诸省的东林成员的数量差距进一步拉大，如陕西、山西两省的情况即是典例。三、所收人物的时间范围过大，上迄南宋，下至崇祯末年，宋人入东林自然是莫名其妙，而很多崇祯间科举中第的官员也基本上与东林无关。通过对《东林列传》所收人物进行分府统计，也可以说明这种趋向。前五名为常州府（28人）、苏州府（17人）、绍兴府（12人）、西安府（7人）、嘉兴府（7人）。常州府人数偏高，其中有不少只是地方乡贤，并没有对政治产生多少影响；绍兴府居于第三名，则因为著者将一些正直的中立官员强拉于东林一派，如孙鑨、倪元璐、祁彪佳、章正宸等；而又与下面的《点将》人物分府排序表比较，在前五名的位置上，陕西、山西两省无疑变化巨大，著者的地域意识在这里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对东林成员分府数量的统计，以王绍徽《东林点将录》为准，以求达到较为客观公正的统计效果。 表5 东林党人3人以上的11个府排序表（《东林点将录》）
由表4、表5可以看出，东林成员的地理分布，以南直隶特别是苏南诸府为政治大本营。“东林”二字即来源于顾宪成的东林书院，因此，东林党人以苏南士人居多也在情理之中。就省份而言，东林士人主要集中在南直隶、陕西、山西、湖广、江西诸省，统计《东林点将录》，此五省的东林党人达82人，占整个名录的75.9%。如果对分省情况进行层次划分的话，南直隶明显属于第一层次；陕西、山西、湖广、江西四省的党人数量相差不多，在12-14人之间，为第二层次；山东、浙江、北直隶、福建、河南、四川六省，数量以个位数计，居第三层次；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基本属于零状态，为第四层次。再对照《东林籍贯》、《东林朋党录》的分省统计情况，这种层次现象大致上依然存在，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没有《东林点将录》所显现得如此鲜明而已。再与表1相对照，阉党数量10人以上的6个省中，除了南直隶以外，北直隶、浙江、山东、河南、福建五省全部落入东林党人地理分布的第三层次当中；而在东林数量上居于第二层次的陕西、山西、湖广、江西四省，阉党的数量均在5-8人之间，属于阉党数量较少的省份。可见，东林与阉党之间的党争，存在很明显的地域特征。虽然纯粹以地域籍贯来对人物的政治取向进行判断是很不科学的，因为单个人物的政治行为带有极大的个体性和偶然性，而且各个地区之间的政治渗透也无所不在，但是，从整个政治集团来看，每个政治派别都有其相对固定的地域势力范围。对同一地区内的各级官员进行选拔、提携，既是对自身家族在地方行政事务和公共事务上的权力的一种巩固，也有利于本集团的政治势力的进一步扩大，以在激烈的党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由于政治上的同乡意识以及彼此家族在乡里间的利害关系，使得这些官员在政治倾向上趋于一同，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政治现象。 王绍徽的《东林点将录》虽然所收的东林人物在数量上不及其它几部著作，但是它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即将其中人物分为天罡、地煞两类。此108人，基本上囊括了东林党的全部政治精英，他们对整个国家政治局势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其它著作所收人物相比，王著更能体现出东林集团的政治核心力量。而其中的天罡、地煞之分，我们不妨将之视为此派别的核心人物和次核心人物，虽然如此对照不是很恰当，但也的确能够说明某些问题。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开山元帅”李三才不计入内；二、本文所用《东林点将录》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此本“立地太岁吏部尚书周嘉谟”作“地转星”，现据《水浒传》改为“天剑星”，以合天罡、地煞之数。 表6 东林党人核心成员分省分布表（《东林点将录》）
由表6可以看出，通过天罡、地煞的划分，在东林核心成员的数量上，陕西、湖广、江西三省在东林总人数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特别是陕西，分省排序居第二名，分府排序西安府又居第一名，但核心成员的数量却与表4、表5中的排序位置很不相符。只有南直隶和山西两省尚能继续保持这种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相反，山东、浙江两省，虽然东林成员数量不多，但却能够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魏大中、房可壮、周朝瑞、袁化中、黄尊素等人对政局的巨大影响，从他们被冠以的“先锋”、“五虎将”等名号，即可见一斑。 三 复社成员的地理分布特征 如果说天启年间的党争体现的是一种较为单纯的政治派别之间的二元对立的话，那么崇祯年间的党争则要复杂的多。复社的出现，以及其与温体仁、薛国观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对抗，始终贯穿着崇祯一朝。斗争时明时暗，此起彼伏。复社向来有“小东林”之称，以东林的继承者自居，虽然它起始只是一个文学社团，但发展到后来逐步趋向于浓郁的政治色彩，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固定且有一定组织纲领的政治派别。前人有关复社成员的名录，主要有陆世仪《复社纪略》、吴《复社姓氏录》和吴山嘉《复社姓氏考略》。《复社纪略》偏重于叙事，名录简略；另两部著作，《复社姓氏录》偏重于复社成员名单之罗列，《复社姓氏考略》偏于人物事迹之考证。本篇对复社成员的数量统计，以吴的《复社姓氏录》（中国书店《海王邨古籍丛刊》本）为参考文献，此书作者自己即为复社成员，亲身参与其中，所汇辑的复社人物多达2200余人，是一部十分宝贵的原始资料文献。且以府县为单位依次排列，也便于对复社成员进行地理分布上的量化统计。 如果说上述阉党和东林的地理分布由于带着过浓的政治色彩，而且基数较小，还无法体现各个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的话，那么对复社成员的数量统计，由于总量的基数较为庞大，而且参与其中的有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多方面人才，则一定程度上颇能显现出各个地区的文化优势。从分省数量的情况看，长江三角洲地区，即现在的江浙地区，已经是全国的文化中心。然后溯长江而上，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沿长江两岸的几个省份，地域文化优势也较为明显。当然，复社毕竟只是一个地域性的社团组织，北方的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诸省，由于地域上的客观距离，参加复社的人数并不是很多；而南方诸省，则有大量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参与其中。所以，严格意义上说，表7、表8所体现的应该是以南直隶苏州府为中心的发散性的群体结社现象，地域文化优势在其中的表现是隐性的，而且不应该是主导作用。 表7 分省统计复社成员数量表
表8 复社成员60人以上的12个府排序表
如上所述，以苏州府为社局的地域中心，社事活动逐步向周边地区扩展，每个府县的复社社员的数量也与它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越是临近苏州府，复社成员的数量就越多。如临近苏州的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常州府、杭州府，复社成员数量均位居前十位之内。至于外围地区，也有几个特殊的现象值得关注。首先是湖广的黄州府，复社成员达106人。其中黄冈、麻城、蕲水三县分别为41人、28人和21人，占整个黄州府的84.9%，也是整个湖广地区的39.6%。第二个就是江西抚州府的临川县，复社成员有58人，占全府的84.1%，占全省的17.4%。第三个是山东登州府的莱阳县，复社成员达56人，为登州府的全部，占整个山东地区的75.7%。考察整部《复社姓氏录》，就单县的复社成员数量而言，临川和莱阳仅次于苏州府的太仓州，而居于第二、第三位。虽然按此书体例，个别府有单独的人物名录列于最前，而不计入所辖各县的人物名录。如苏州府除所辖八县的名录外，尚有52人单独列于篇首，故吴江、长洲等县的复社成员数量极有可能多于临川、莱阳二县（由于复社成员身份的复杂性，确定每个人的县籍且分籍计入各县不易操作）。但即使如此，作为离复社活动中心苏州府距离较远的两个县，却拥有如此众多的复社成员，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也不排除撰写者的主观因素的作用。 四 晚明阁臣的地理分布与党争的关系 无论是浙党、阉党，还是东林、复社，所有的党争都是围绕着政治权力而展开的，那么阁臣在其中的地位便显得非常重要。明代晚期复杂的党争形势，也使得阁臣的更替异常地频繁，对晚明阁臣的地理分布进行统计，并与上述三种政治派别的成员的地理分布相对照，也可以从中发现一些问题。本文统计据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3]，以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沈一贯入阁为始，在此后的50年中，共有阁臣74人。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一、天启朝以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刘一燝、韩爌六人入阁为始，崇祯朝以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来宗道、周道登六人入阁为始。二、行政区划一律按明代区划，如魏广微，直隶大名府南乐人，现属河南省，仍计入北直隶。三、有阁臣多次入阁者，叶向高计入万历朝，韩爌、孙承宗计入天启朝。 虽然不能纯粹以籍贯所在的省份划分来区别人物的政治倾向，但是如前所述，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大致上还是有自己的地域势力范围的。南直隶有阁臣12人，其中有10人是在崇祯朝，多与东林、复社有关，特别是后期周延儒在复社的支持下，与温体仁之间的党争极为激烈。而天启朝的顾秉谦担任首辅，则是昆党兴盛的表现。浙江的阁臣多在万历、天启年间，这恰恰是浙党最得势的时候，即使是崇祯朝的5位阁臣，来宗道为阉党余逆，后入逆案；钱象坤虽有口碑，但天启间亦名入《天鉴录》，虽不为阉党，但至少可知其不附东林；温体仁把持朝政多年，贻毒深远。虽也有大量浙江士人站在东林、复社的一边，但观察整个政治格局，特别是在中央的中高级官员中，浙江总体上是处于东林、复社的对立面的。仅阁臣而言，山东虽天启朝人物不盛，但崇祯朝阁臣5人中，中后期的张志发、范复粹、张四知、谢陞四人，均为温体仁、薛国观等人的同党，与复社一派保持着较为鲜明的对立态度。北直隶的情况更是鲜明，短短天启七年时间，出现5位阁臣，除孙承宗外，其余四人均得力于魏忠贤，魏广微、黄立极、冯铨三人更是魏党魁首。福建入阁诸人，相对立论比较公允，只有天启间张瑞图、杨景辰两人党附魏忠贤，故阉党名录中福建官员也有不少。而在东林党人中颇有分量的江西、湖广、陕西、山西诸省，虽阁臣数量各有多少，但总体上崇祯朝的数量占了较大的比重。当然，由于崇祯党争的复杂性，即使是同一地区的阁臣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不可一概而论。通过上述阁臣分布表的排列，大致可以看出，万历后期以及天启一朝，浙党和阉党在阁臣数量上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崇祯以后，由于党争的愈趋复杂，各个政治派别的官员在入阁数量上各有千秋，相互倾轧，使得国家政治更加混乱，终于导致明王朝走向灭亡。 表9 晚明阁臣的地域分布
五 其它若干问题及结语 比较阉党、东林、复社三个政治派别主要人物的地理分布，并与进士地理分布进行对照，还可以发现一些隐性的社会现象。第一，就浙江省而言，浙东和浙西呈现明显的政治区划。浙东的绍兴、宁波二府，自万历中期以后，在沈一贯、朱赓的政治培育下，逐步形成一个势力庞大的政治集团，特别是对万历晚期的政治变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与苏南地区的文化关联更加密切，在宋代这些地区都属于浙西路，有着较为相同的文化渊源和传统，因此在政治上也更多地站在了东林、复社的一边。当然这只是总体的区域特征，落实到具体事实上，也有相互渗透的影响，如东林中的刘宗周、黄尊素，浙党中的刘廷元、施凤来、过庭训等。第二、无论是阉党、东林还是复社，南直隶特别是苏南诸府的官员都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上述三种府一级行政单位的排序表可以看到，只有苏州府在三张排序表中均进入了前十名，可谓是朝野政治力量斗争的地域浓缩的典例，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以苏州府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在明代晚期所显现出来的巨大的人才优势。第三、在万历天启年间的党争中，昆党的情况显得较为复杂。在早期浙党与东林的对抗中，昆党人士的政治立场并不是非常鲜明地站在浙党一边，而是处于独立的与其它派别相对抗的位置。如郑振先（南直武进人）与顾天甕为挚友，政治倾向又相同，当为昆党无疑。但是他曾上疏劾朱赓、李廷机，与东林人士相呼应。其子郑鄤天启间被列入《东林点将录》，当有这方面的原因。又顾秉谦天启间被列入《东林朋党录》中的“东林胁从”一类，而在崇祯初又被《钦定逆案》列为魏党逆从，可见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混乱性，每个派别的政治立场都因自身利益而在发生不停的变动。这种复杂性，存在于任何政治派别的实际斗争之中，不仅仅是昆党，其它如齐党等派别也有类似的现象。第四、科举作为政治官员选拔的一种手段，在明代中期以后已压倒荐举一途，成为仕宦正途。本文参考《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的明代“各布政司进士分布表”[4]，将各省的进士数量与各政治派别的分省分布进行对照，可以发现，基本上每个省的政治影响力是和该省进士数量成正比的，并没有某个省出现反常的情况。相对来说，四川的进士数量与湖广相差不大，均在1400人以上。而在上述诸表中，四川显然在政治影响力上不及湖广，基本上与陕西、山西两省居于同一个层次，而这两省的进士总数只在1100人左右。这可能和四川较为偏远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地域环境对四川官员在政治参与中的心理影响有一定关系，本文限于篇幅，不予深究。 以上是对晚明党争过程中各个政治派别的主要成员的地理分布的量化统计和分析，由于政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上述所谓的党争的地域特征只是一种大致的趋势。要想从这种地理特征中找出反例来，可谓比比皆是。毕竟任何个体的政治选择都有其独立性和偶然性，地域因素只是政治认同过程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本文只在于从党争特征的一个特殊的环节来把握其中的某些现象及规律，不可能全方位地来解释晚明党争内在的诸多原因，但是，希望能对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和借鉴。 注释： [1]《明史》卷236《夏嘉遇传》。 [2]《明史》卷224《孙丕扬传》。 [3]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354-377页。 [4]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山东教育版社，2000年，第498-507页。 作者简介：叶晔（1981-），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代词学研究、明清家族史研究。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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