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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习近平倡导“文化自信”的文化理念与文化态度对于处理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中国文艺在世界文艺格局中实现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范本。从世界文化范围观之，坚定文化自信一方面须尤为重视文艺的民族性，这是文化身分构成的主要标识，因文化自信的前提之一即为“文化自由”，从而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及文艺得以区别于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及文艺而存在；另一方面又不可忽视文艺的世界性，这是文化进步的外在需要，因文化自信的另一先决条件为“文化创造”，从而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及文艺可以汲取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及文艺的优长而发展自我。基于文化自信维度而言，文艺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呈现出互相递增、互为因果与相互参证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习近平文艺思想文化自信文艺的民族性文艺的世界性 当今时代，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与社会信息化的深入拓展，各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交流、沟通对话与碰撞日益频繁。与此同时，中国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如何以恢弘的文化气度屹立于世界之林无疑至关重要。文化自信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的确，文化自信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时代变迁中既能自觉与笃定地保持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心理认同与坚定信念，又能客观与辩证地看待世界文化的诸种面向。基于此，习近平凭借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点倡导坚定文化自信，并明确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作为文化重要构成的文艺，能否坚定“文化自信”进而促进文艺繁荣，不仅事关新时代文艺的全面发展、民族独立精神的建构，而且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凝心聚力。由此，习近平立足国内与国际双重视野，基于文化自信的明确与鲜明立场，针对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予以了全面与深入地阐发，极大深化了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进而成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 以文化自信统观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综观中国文化发展史，可以看出，正是凭借文化自信力与由此而形成的开放包容的姿态与融汇贯通的智慧，确立了中华文化独特且多元的文化体系。目前，置身于当今开放世界的文艺是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共同结晶、重要展示与活态资源，其作为文化的构成要素应以文化自信为自身发展的前提与深化中外文艺对话的基础。由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次讲话中，均特别强调了“文化自信”问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后，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进一步将“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于作为对文艺工作者的首要希望，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论述。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在文艺工作中提出“文化自信”的命题，不仅对于文艺繁荣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处理文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此言指明了坚持文化自信的重大现实意义，揭示了一国对待文艺的态度立场问题，即要坚持文化自信，反对盲目文化他信。“文化自信”是建构自我文化身分的内在规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身分的确立，即为该国、该民族提供了基于其价值、信仰与民族认同之上的自我辨识。与之相应，“文化自信”是建立在自我文化认同基础上对国家、民族的深层信心。“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文化态度，规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确立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明确了该国、民族与他国、他民族的根本文化差异。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自信”层面的丝毫含糊与动摇，都会影响该国、该民族思想观念层面的自成体系、完整统一。同样，对待作为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的文艺亦应如此，即须保持文化自信，坚持文艺的民族性，吸收外来文化绝不能以损害文艺的民族性为代价。针对对外文化关系而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以及文艺，在与他国、他族文化以及文艺的对话、交流中，应恪守自我文化身分并以此为标准规范践行。这就意味着既承认自我存在的合适性、正当性，又承认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同一性。由上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文化自信”丢失，在面临他国、他族文化以及文艺冲击时，便会丧失自我文化身分，沦为他国、他族文化以及文艺的附庸与仆从，其凝聚国家发展的精神力量亦将遭到损毁，其民族精神支柱必会轰然坍塌。发展新时代民族文艺亦须遵循以下原则：在价值选择上即为社会主义价值，在信仰选择上即为共产主义信仰，在民族性选择上即为中华民族。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实现的文艺繁荣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艺之繁荣。同时，还须正确对待他国、他族文化以及文艺。在世界文化领域，虽然“文化自信”是建构自我文化身分的内在规定，但不能抛弃“文化自信”的两个前提条件而孤立地予以看待与评判，否则极易陷入“文化保守”与“文化自大”的泥淖。“文化自信”拥有两个前提———“文化自由”与“文化创造”“，文化自由”为文化选择提供了可能，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文艺可以有别于他国、他族的文化、文艺而存在；“文化创造”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文艺可以吸收他国、他族的文化、文艺的优长而发展自我。上述两个条件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文艺的立体性、独立性与开放性、包容性的辩证统一。故此，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坚持……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这表明，我国民族文艺要实现自身发展，还应以展现世界性为追求目标与发展趋向，面向世界吸收借鉴其他国家、民族文艺的积极因素。” 由上可见，在处置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讲求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有益成分的基础上丰富与发展民族文艺。基于此，他提出：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同时他又强调：“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于进而，中国文艺要“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基于此，他主张既不盲目排外，亦非以洋为尊，而是以我为主、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同时将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相统一，使中华文化与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共同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总而言之，鉴于由民族文艺走向世界文艺是人类文艺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文艺与民族文艺业已形成互为载体与支撑的辩证关系，文艺领域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着力于民族文艺的纵深拓展，同时从世界文化与文艺的视域审视自我、发展自我，深入挖掘本国本民族的特有资源，选择能吸引他国关注的内容，并对接能为他国所接受的表达方式。这既有助于中国理解世界以及世界理解中国，又有益于中国凭借日益增强的文化实力建设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真正文化强国。 二 坚持文艺的民族性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必然 民族性是一个国家与民族文艺的自然属性与本质特征，而民族文艺同时也是构成与实现世界文艺的前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艺是该国、该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标识，特定的文化立场与身分主体认同无疑是其题中应有之意。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文化是各国、各民族在长久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基础、文化心理与民族意识，反映了特定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轨迹，展现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由此而生成的文化自信则体现其文化自觉与自我认同程度，是维护其文化特色的保障条件。正因如此，习近平高度肯定了民族文化对推动国家与民族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因此，发展以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特征为表现内容的民族文艺自然是保持文化自信之必然选择，可在文化身分构建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述，文化自信的前提之一是“文化自由”，从而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以及文艺可以有别于他国、他族的文化以及文艺而存在，所以保持文化自信应尤为重视文艺的民族性，这是文化身分构成的主要标识。 基于对文化自信的深刻认识，习近平在关于文艺民族性的认识问题上，充分肯定了中华文化独特价值，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他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他强调文艺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成就卓著的文艺创作者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浸润着民族文化传统精神。与之相应，他褒奖中华文艺领域“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于；明确提出我国发展民族文艺须臾不可缺失中国性，即“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此外，他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文艺成就，赞赏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才艺多姿多彩，并把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与蒙古族的《江格尔》这三部英雄史诗置于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艺史中予以考察，认为这些少数民族文艺成果是中国文艺的瑰宝，进而提出要保护好、发展好少数民族文艺，让她们更加绚烂地绽放在祖国文艺的百花园中。基于此，他倡导文艺要深刻把握民族和国家命运，展现民族精神，抒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进而言之，文艺领域保持文化自信必须意识到，针对我国文艺领域而言，文艺的民族性为其中国性提供了内在的确证，而文艺的中国性又丰富和发展了其民族性，进而使民族与国家的双重特性在文艺中呈现出内在一致的存在态势。这极大地突破了此前关于文艺的民族性与中国性的认识限域，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 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由此，坚定“文化自信”、发展民族文艺，意味着民族文艺必须彰显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与民族品性。基于此层面来看，彪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师，堪称为民族文艺的不朽典范。例如，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在其《文化偏至论》中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中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茅盾在论及社会主义文化时强调，“它的成长和发展，必然是一方面继承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最宝贵的传统，而又一方面则吸收了世界古典文学与现代进步文学的精华。”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的巴金认为，仁义、道德与忠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因而他在其文学创作实践中坚守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文化理想；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以“舍予”表达追求无我的精神境界，正体现出他因对中华传统精神的坚守而始终奉行“为人生”的平民文学的创作宗旨；中国现代戏剧界的泰斗曹禺身处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环境氛围，进而他“对社会的正义，又怀了怎样的热情……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责贬继之以抚爱。”由此观之，无数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文艺大师们，自觉承担着发展民族文化的责任，其创作实绩中体现出真切的人文情怀。他们用文艺提振了民族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愈益发展、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得以愈益强大。因此，保持文化自信，发展民族文艺，唯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首要。 三 坚持文艺的世界性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外在需要 同样是基于文化自信，习近平倡导发展民族文艺必须正视世界各国民族文艺的有益成果，认为一个国、一个民族的文化及文艺可通过汲取他国、他族的文化及文艺之优长而发展自我，并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在他看来，民族文艺只有保持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在接触与吸收他国文艺有益成果的过程中，克服与超越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有可能通过深度融入异国文化空间而汇入全球文艺总体发展进程。 众所周知，习近平具有世界文艺的宏阔视野，广为涉猎苏俄、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以及印度等国的文学名著，并结合自己的阅读体会予以评价。他对于苏俄一些作家著作的许多精彩章节与情节都记忆犹新，谈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非常深刻，托尔斯泰的《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其心中引发了很大震动。谈起阅读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剧本的感受时，他直言被莎士比亚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深深吸引。莎翁笔下哈姆雷特有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的诘问，引发了当时上山下乡到陕北农村的习近平的深刻思索，激发其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于言及法国文学时，他特别赞扬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并称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感到了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谈及美国文学时，他评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展现出一种永恒的人类精神。提及印度文学时，他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诗集我都读过，许多诗句让我记忆犹新。”此外，他还熟知诸如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等俄罗斯艺术大师，对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刻画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场景印象深刻；还有，对莫奈、塞尚、德加、马奈等法国画家以及比才、德彪西等法国音乐家同样印象深刻；再者，他观赏过诸如《猎鹿人》《教父》《拯救大兵瑞恩》《碟中谍》《西雅图不眠夜》等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熟知《猫》、“007”系列电影、《哈利•波特》《神探夏洛克》《唐顿庄园》等当代英国文艺作品，并褒奖其赢得了中国观众喜爱。由上可见，他甚是关注世界文艺的优秀成果，表现出对文艺之世界性的肯定。在他看来，建基于坚定文化自信的民族文艺发展，并非意味着关起门来搞文艺，而是参照世界文艺的眼光与标准重审自我的相应拓展。 习近平始终秉持求同存异、聚异化同的对外文化工作理念，注重以“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引领对外文化工作，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进而促进了包容各个国家与民族的多元文艺的和谐共生。他强调在中外文化沟通与交流中应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与定力，将跨文化文艺交流视为重要的文化外交方式，主张以开放兼容的外交气度推动中外文艺交流，指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与之相应，他在国家层面的外事交往活动中，注重身体力行，凭借自身广博的阅读视野以及相应而成的人文底蕴与文艺素养频繁引用中外文学轶事、谈及著名作家作品，并立足对外交往国与中国的既有文化交往史，推动双方文艺成果在彼此国家的译介与传播。由此，既展示了富含中国元素的文艺成果，又表达了对于他国文艺成果的尊重，进而实现了展开对话、增进友谊与深化合作的外交效果。总之，他以国家元首的身分，从国家层面践行了中外文化融合的外交思想，积极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文化外交，为消除中国同他国的文化隔膜、全方位地发展中国与他国的文化关系提供了指引，并在国际层面引发了强烈反响与认同嘉许。因此，他的文艺外交理念与实践对于推动国与国之间形成文化、文艺交流的良性格局与持续发展而言，可谓影响既巨且深。 习近平在关于文艺世界性的认识问题上，不仅如上所述肯定了文艺具有世界层面的交流与沟通功能，而且从世界文艺的视域关照、考察中国文艺，认为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都是具有世界价值与意义的文艺范畴，并非中国所独有；主张繁荣发展中国文艺必须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原则，广泛学习与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艺；倡导推动中国文艺面向世界的发展，即在文艺创作实践中，“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于。同时，中国文艺还应在世界文化市场赢得竞争力，为国际文化与文艺做出贡献，即“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由此，习近平从上述几个方面系统且深入地阐述了文艺世界性的丰富内涵。 综上所述，习近平立足于坚定的文化自信立场，客观与科学地剖析了当前中国文艺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辩证且深入地阐发了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同时又提出要克服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态。具体而言，一方面针对世界文艺，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无差异论”“民族虚无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反对“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他信，杜绝文艺领域的“去中国化”“去民族化”等倾向；另一方面基于民族文艺的立场，则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上述论断表明，在世界文艺语境中发展民族文艺，必须以对本国、本民族文化保持高度自信为基础，既坚守文艺的民族个性与主体独立性，又依托世界文艺的开放系统与交流实践，顺应全球文艺的整体发展趋势，推进民族文艺的持续繁荣发展。 （胡燕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陈列兢，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文中注释请参看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