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作品急需要有“人设”的“吸粉”，这样的“人设”必然不是幻灭和激愤中的人物，我想他们一定是从历史的隧道中思索而来的人物，与时代并肩和有作家哲学提升的人物。 诚然，在文学表达当中存在着历史和现实两个主题，小说叙述和作品经典化过程中呈现出“当下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书写的时间和书写者的时间同样重要，文学表达现实的时境，是文本内外跳跃着的诸多如露、如电亦如雾。 年初，我对长期跟踪中国长篇小说的同事王春林的文学批评作了一个统计，得出了一些比较富有况味的数据。自2002年起，王春林对长篇小说进行年度综述已经有整整15个年头，自2006年起，以小说的表现主题来命名，其中绝大多数采用“现实”作为关键词：《乡村、边地与现实生活——2006年长篇小说印象》《乡村世界的现实关注与历史透视——对2007年乡村长篇小说的一种描述与分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潮地位——2009年长篇小说印象》《现实的批判与历史的沉思——2013年长篇小说写作现场》等。以2014年到2017年，王春林三年内发表的123篇文章为样本，篇名高频关键词为：“历史”22次、“现实”18次。综括可以命名为两大主题，一或为《“中国问题”的全方位思考与表达》，另一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潮地位》。我想，我们从这些数据部分说明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样貌宏阔，作品一直在书写现实或者隐喻现实；另一方面，体量庞大，执著得近乎偏执的坚持，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个人悲伤”，是否隐喻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符码。当年伊格尔顿在《批评的功用》中认为19世纪充满着危机：“在我看来，困扰着批评机构的问题之一是，要么得打着各种自由-人文主义的幌子徒然地再现不在乎利害关系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要么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作用已经贬值了，它的时代一去不返，现在应该做点儿别的事。”既然我们的文学作品一直在对中国问题作各种层面的表达，既然我们的批评家又一直在期待着、关注着、认可着这些作品和表达，而且“现实主义”又是无可争辩的一个主潮的事实，那么我们那种或隐或显的焦虑感又从何而来？我们又何以“默认”了新媒体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文学书写现实的疲软以及影响力的不足？ 身处时代中的知识分子（书写者）的姿态，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但也是难于讨论的问题。回想在1920年代末，当中国革命在暗夜中穿行的时候，左翼文学曾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其一是蒋光慈为代表的“愤激小说”，其二是柔石为代表的“幻灭小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这两种革命文学分别给予“探索中的迷误”和“诚实忧郁的悲剧”的定位，他说蒋光慈的作品：“在革命失败后某种哀伤幻灭思潮的熏染下，于艺术情调上泛起了带虚无倾向的偏激和带罗曼蒂克色彩的憧憬。”而柔石的作品则“抑扬婉转地揭示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无力改造黑暗浑浊的世界，反而被黑暗和浑浊所吞没，因而把自身也置于值得悲悯的地位的严酷现实。”个体无法在时代中容身，最终这批作品随着“中国失去了好青年”的隐喻，而在文坛匿迹。从文学史来看，书写现实不仅意味着“与现实同行”，其可能更多意味着高于现实，意味着我写的人物比我高。从当下写作的状况来看，失败者、妥协者、无能的人（“好人”/“老实人”）、将死之人却部分构成了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在相当多的小说中，作家再度启动了旅行的叙事策略，但在旅行之中，人物走向“别样”的生活（“远方”）就是让生活终结掉了：“其实什么都不做，就是搂着这个熟悉的日渐松弛的肉身也挺好。”（文珍《夜车》）“他像一条鱼，哪怕水变得很浑浊，甚至散发着恶臭，也能习惯性地张开口随时喝上几口。现在又被抛上岸，只能徒劳地拍打着尾巴，眼睁睁地大口喘气。”（杨遥《遍地太阳》）而在网络小说当中，被粉丝誉为“最现实、几近可能现实”的职场小说却赫然充斥着“出人意料的结局”、“刺刀上见红”、“两年百万成新贵”这些激愤（“鸡血”）的标题。穿越媒体介质，我们发现，在纸张上的“幻灭小说”和在网络上的“激愤小说”正在穿行，仿佛印证着时下两种青年的流行姿态——“佛系”和“吐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