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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家也像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仅仅通过屏幕和摄像头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其实是被媒介所限制的，并不能获得超越普通人的视野和境界。一个具有症候性的现象，是近年来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的作品开始表现出某种新闻化的倾向。例如，余华2013年出版的小说《第七天》以一个死者的灵魂游走勾连起诸多的热点新闻事件。在文学史上，从新闻中获得灵感并非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最初就来自于作家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刑事犯罪报道。但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重点放在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掘之上，使得其作品的思想含量和刻画人物的力度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新闻报道。然而在《第七天》这样的小说中，人物不过是充当了行走的“眼睛”，用以带领读者观看一个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并“借机”引出作者的诸多评论。不过遗憾的是，由于作家并没有深入发掘新闻背后的故事，没有超越那些新闻报道，使得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后，会感到作家的描写和网友们的评论并没有什么不同，简直还远不如网上的“酷评”生动传神。更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则是由于依靠新闻报道寻找写作素材的现象极为普遍，甚至出现两位知名作家因为都看了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一期节目，分别根据这一素材写了两篇小说，造成题材“撞车”的尴尬。 毋庸置疑，在数字媒介的时代进行写作，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在信息获取途径不够通畅，教育的普及程度也不高的时代，作家拥有获取信息、体验生活、发表作品等一系列特殊的权利，使得他们可以凭借媒介的“特权”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天然地充当普通读者的“导师”。但伴随着数字媒介的出现，屏幕与摄像头在彻底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填平”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差距。如果作家在作品中不能提供更为宽阔的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不能提出独特、富有见地的看法，无法让自己的读者获得新的知识和教益，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读者为何要阅读这样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读者群开始萎缩，社会影响力逐渐被电视、电影以及新媒体等各类媒介超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笔者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希望我们中国的当代作家放弃使用各式各样的数字媒介，重新回归到现代科技尚未取得突破的年代，继续走体验生活、干预生活这类创作老路。我们无法选择自己身处的时代，只能依据这个时代的特点，带着它的全部优势和缺陷寻找合适的写作方式。毕竟，在屏幕和摄像头已经全方位地覆盖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逆时代潮流而动其实毫无意义，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数字媒介的左右，作家也不例外。只是，当作家使用屏幕和摄像头观察生活、理解现实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将其看成是纯粹的技术工具、接受信息的透明管道，而是要以反思的态度对待媒介本身，思考媒介自身的特质对信息的筛选、修正、过滤机制，对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冲击与改写，对人类行为方式的控制与影响……只有这样，当代作家才有可能比他的读者稍稍往前迈出一步，刺破生活的表象，理解现实生活的运行机制。苏格拉底曾有一句名言：“未经反思的生活称不上真正的生活。”而在数字媒介的时代，或许这种反思的姿态正是以文学的方式理解的现实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