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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执拗得只剩下一根筋的男人，但心底也有此情绵绵对过去人事的追寻；他是舍小家的“公家人”，但你也难截然区分他在退休工资一事上的隐忍与坚持，究竟是事关组织名誉，事关人生价值与个人尊严，还是出自家人间的体贴。如鲁迅先生所言，“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而《黄冈秘卷》中其他交织着稗官野史、民间传说的人物故事，如祖父不随政治摇摆坚持他对林家的态度，苦婆捍卫的“穷人的尊严”，王朤讲苏轼诗时的身世感怀和家国抱负等，更成为父亲的一个个重影，既让你感受到黄州一带锻造这风范的文化基因，也让你看见这相似的情怀与理想可能生长出的多种姿势。 或许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刺痛神经的分裂与冲突，一方面，作家被期待着不妥协地“正面强攻”现实，但现实感的匮乏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诉求渴望超越现实主义的心理，又使作品更多陷入荒诞叙事的各种变体，只不过隔靴搔痒一般对现实做出符号性再现。另一方面，尝试在创作中重建理想价值，又极易遭遇“浅薄的温情”、“道德理想主义”、“主旋律”等怀疑，实际是用一种相当简化论的方式去回应“去崇高化”时代文学与政治、资本不可避免的纠缠。对现实或历史复杂性的书写，是否一定要采取对抗性的方式？对人性复杂性的领悟，是否一定要聚焦于人的异化？我想，刘醒龙创作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撇开这些“影响的焦虑”，寻求来源于生活的破解。 《黄冈秘卷》中《组织史》和《刘氏家志》的双线设置，可以视作是作家有意要从历史反思与文化寻根中为当下汲取精神力量。他既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把革命简化为欲望与暴力叙事，也反思仅仅以传统儒家伦理或所谓乡土民间资源疗救现代化的迷梦。两条线索间的冲突在小说结尾处的合流，可以见出作家的观念与主张。但即使没有这些文本中的提示，读者也不会迷失在“黄冈秘卷”里。因为小说中那些动人的细节，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生命体验。 读到父亲突然有一天竟在意起《组织史》上的籍贯，我们会不禁疼惜老人们在行至生命终点时对落叶归根的期盼；读到父亲一人站在沙堤溃口，等着逃走的人们纷纷返回，我们会感受到即使勇武如父亲也有内心的恐惧；读到父亲凛然背诵林觉民“绝命书”时，我们会自觉补上被遗漏的头半句“意映卿卿如晤”；读到父亲和“我”终于发现少川就是海棠后人时，我们也会为这跨越时代烟尘的因缘际会感慨万分。刘醒龙在《黄冈秘卷》里特别用到“我们的父亲”这一特殊表述，的确，因为有了“我们”的应答，父亲的形象才越来越清晰可见。 法国文论家托多罗夫在《濒危的文学》里有句精彩评语，“与其说巴尔扎克发现了他的那些人物，不如说是他‘创造’了这些人物。但是，一旦这些人物被创造出来，就会介入当时的社会，从那时起，我们就不断与他们碰面”。生活的内容无限充盈，只是缺乏“看见”的形式。刘醒龙曾在散文中写到，“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那么重回故里、与父辈们的精神遗产对话，就是文学所能赋予的自洁的形式。毕竟“文学远非一种仅使有教养者惬意的消遣品，它让每个人更好地回应其人之为人的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