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窗，本名宋利萍，女，满族，1968年生，河北承德人，现为北方某医学院校教授。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曾获首届丰子恺散文奖，河北散文名作一等奖。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报》《民族文学》《美文》《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多篇散文被《读者》《文苑》《哲思》《语文教学与研究》等刊物转载，并选入高考语文阅读模拟试卷。出版散文集《绿窗人静》《被群鸟诱惑的春天》。系《读者》签约作家，阅读专栏作者。 挖掘者（节选） 一 隆冬腊月，我给大弟打电话问他是否回家过年，大弟说正在山上刨药，黄芩、苦参、苍术等。大地冻得邦邦的，怎么下镐？母亲一听就难过起来，大弟出过矿难，腰椎是一排钢钉支着。大弟却淡然道:“慢慢刨，找阳坡湾，咋也弄点生活费不？” 大弟是煤矿工人，煤挖光了，矿山被迫关闭，就像一辆高速列车突然刹停，来不及防备的人们纷纷被甩了出去。生命在惯性的驱使下一向安于现状，现在却面临安置、买断、分流，年轻的转入大型煤矿，或组织出去包活计，老弱病残还未转过魂来，他们迷茫地等待。但解决方案迟迟下不来，这的确太有难度，从上到下都着急，有时连最低生活费也难以保障。效率是一个有弹性的词，它可以催促流水线上的工人透支身体，也可以消耗闲散无用的耐心，让他们自己挖掘自己。熬不住的人，拖着伤残的身体去外地打工，大弟一个人养家也陷入困境，但仍满怀期望。 总会有办法的，矿区就像他的亲人，亲人不可能太决绝。他越过矿区的废墟，到静寂的山里刨药，一镐又一镐，似乎掘的不是药，而是煤。四野空旷，只有他的镐声在山谷里颤抖。 二 大弟只有八升命。他一次次偏离父亲预设的路线，本可以衣食无忧，环境和条件更好，但就是没那个命。大哥有一斗命，初中考试全乡第一，虽说因为成分不好，没得到大队推荐，上不了本地高中，但他总能从石缝里钻出来，一直向上生长，阳光就对着他微笑。他到远乡读书，每周回家背一兜子棒面饽饽和咸菜疙瘩，毕业后做了乡村民办教师。生活艰辛，并不妨碍他继续攻读师范、专科、本科，转正中学教师，一路晋职到高级教师。大哥以励志的方式把自己的命运填满，大弟却总也填不满。 母亲挨肩养下三个姑娘后，大弟隆重降生，父亲乐得亲自下灶侍候母亲月子，那个傍晚，他喝着小酒满面红光。大弟聪明，有灵性，却也淘气。一年春耕在草丛中打死一条蛇，偷偷埋到粪堆里，老光棍叔管给垄沟上粪，一锨铲断了半条蛇，“妈呀”吓倒。光棍叔没少吃我家的药，喝我家的开水，烤我家的火盆，抽我家的烟丝，又随口把痰吐我家地上，但他愣是看着我父抡起牛鞭子开抽大弟，而不劝一句。大弟卧在垄沟上连连翻滚，不求饶不吭声。 就这倔脾气。初二时大弟与班主任发生了嫌隙，老师停了他的课。他回家不敢说，早晨照旧背着书包上学，在学校附近的树林里转悠打鸟。他使用弹弓的功夫很是了得，凡被他看中的鸟逃不过。这天上午战果丰硕，午间他背着一书包鸟儿进教室，得胜将军一样掼在课桌上，大大小小花绿蓝红，还有少见的青靛儿蓝靛儿，共四十八只！同学们嗷嗷惊叹，聚拢过来，从来没见过打这么多鸟。 这时老师进屋了，脸色铁青，一番怒斥后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以把鸟穿起来挂在大弟脖子上的方式来昭告“破坏地球生态平衡”的罪名。那些鸟似乎突然活过来，支楞着尖嘴啄他的脖子。 大弟的脸像红布一样，第二天就不去念书了。父亲骂、打，断了几根棍子，甚至拽着他两条腿拖出院子，拖到街上，他身上脸上都是血痕，贵贱打死也不去。父亲趴在柜子上一夜没睡。 大弟撒丫子往山上跑，种地、割柴、扛大个、挖菜、捡蘑菇，一刻不闲，他在享受他的生命乐趣。父亲是个崇书人，不喜欢他这野性，不久，就教他学习中医来收心回性。眼看着《汤头歌》背得滚瓜烂熟，打针输液手轻针准，正要尝试学习针灸时，大弟却和村里人出外打工去了。 三 大弟的第一个工作是一家砖瓦窑，干这行的被称作“窑驴子”，他十六岁，不到一米七，是条瘦弱的小驴。 窑里闷热，新出的砖五六十度，出砖工浑身是灰，汗水肆流，手上戴着皮夹子，熟练地截砖，装车，身上都是烫坏的累累疤痕。 砖车要装满二百块，叫一丁，车就叫丁车，铁质，五百多斤重，每块砖五斤，一丁车两吨来重。拉砖工弓身一步步挪，青筋暴胀，肋骨绷紧，腹部劲力回缩，像一堆蛇不安地怒视。到窑口，拔出丁车插销，一只脚踩住丁车腿，手腕向下按压车把，一丁砖自动立起来。他们每天必须出够三万块砖，要做到夜里十二点。道路凸凹不平，尽是砖头瓦块，大弟有时几乎跪在路上爬，手抠破了，膝盖磨破了，内心一定充满了吼叫与哭声，但都淹过伤口咽进肚子里。 “窑驴子”流行话：冬天穿着夏天衣，一年吃了三年饭。然而辛苦几个月并没有换来一分钱的工资，差点把小命扔那儿，要么继续干，要么走人，窑主的强势总能得逞。他们带着满腔的愤恨离开了，多年后都不愿想起那牲口一样的日子。 除了家乡，他们对外界知之甚少，不懂维权，苦难只能由自己埋单，还要庆幸留条命。村里有两个男人，一个出去之后就蒸发了，留下妇人小孩苦等；一个从工地高高的脚手架上掉下去，他的父亲只见到骨灰盒和两万块钱。然而，外面的诱惑似乎不可抵挡，更多的人还是出发了，也许自己命好呢？就像广平兄弟俩，一个带了不花钱的媳妇回家，一个成为当地的上门女婿，后来又盘下老板的店面。就算十个人里只有一个小有成就，他们都愿意冒险，一如阿拉斯加的淘金者。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家里种着十几亩地，要交公粮和多项税款，弄不好还倒贴钱。父亲拖着中风后的身体，成天灰着脸，拄杖门前。弟弟仍四处打工，建筑队锄大泥，砸钢筋，拼死拼活，后来去了另外一家砖厂，照样累惨，但工资发得出来，吃得饱，心情舒畅些了。实在缺乏油水时，有人偷农家的鸡，收拾后加点盐，用泥巴带毛糊住，放在烧砖窑口处闷熟，嫩香四散，大家一起吃喝说段子，算劫来的一点小乐。他的血汗钱还了家里的千元老账，也支付了我的部分大学生活费用，花这些钱时，我就会想起他佝偻着腰身拉着一车车砖蜗行，再看到建筑工、“窑驴子”、煤矿工，他们都是我最亲的兄弟。但大弟不觉得苦，很快蹿到一米八，也壮实了许多，整个人透出青年人特有的光彩。 四 命运之神似乎向大弟招了招手，大伯所在的煤矿招工，大弟和村里一个年轻人去了。试用期满签上合同，这意味着，他不再是四处漂泊的临时工，而成为了堂堂正正的合同制工人。他不再是农民，他有一个显赫的大家庭背景——矿区，村里姑娘可以多瞅他几眼了。 本来安排井下安检工，他认为钱少，主动申请去了开拓区，相当于全矿的犁铧尖头，最重要，危险系数也最高。大弟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入井前，首先参加班前会，值班工长布置工作任务和注意事项，强调安全第一，生产第二，强调每一入井人员必须携带矿灯、自救器、矿工靴，严禁携带烟火，绝不能穿化纤衣服等。虽然矿区条件偏于落后，但严格执行“一通三防”“一炮三检”制度。开拓工来到工作面后，先由瓦斯员检查通风、瓦斯及有害气体，当班组长到工作面检查支护、帮顶是否安全；合格后开拓工开始工作，接好风、水线，上好风锤，开始打眼；完毕后，瓦斯员检查工作面瓦斯，不超限，再由安全员和爆破员进行装药；完成后，瓦斯员继续检查瓦斯，不超限才能进行爆破；爆破后瓦斯员最后检查瓦斯，不超限，开拓工方可进行出碴，钢架支护，完成风巷和运输巷工作。接下来掘进区圈采面、掘横川、打眼巷，开拓与掘进二区都是为采煤区服务的。 大弟参与打眼、搭支架、清理巷道，不吝力气。一米八的个子在井下很吃亏，低矮不平的巷道，一个工八小时下来，已经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大弟是条硬汉子，他受过的苦和罪比同龄人要多得多，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当了一个光荣的“煤黑子”，“煤黑子”不好惹，一个人也敢和一群痞子招呼，大板锨挥起来哐哐有力，人壮气粗，运好命盛。 大弟从一个农家子锻造为一个挖掘者，虽然一样地出大力流大汗，但身份是不同的。他还可以往高处走，好似踏上了通天的台阶，在他眼里，黑色比黄色更高贵。虽然种地是日光下的劳作，端自己的饭碗，而挖煤是漆黑的深井下劳作，端公家的饭碗，但是为国工作和为己工作绝然不同，初中未毕业的弟弟，也是有雄心壮志的。 五 身是挖煤工，心还是农民的。才攒下一点钱，大弟就受到买户口的蛊惑。非农业户口对普通农民的诱惑力太大了，那才是市民，真正脱掉一身黄土坷垃味，是说媳妇的筹码，也有机会在矿区分房。三千多块钱一个，他办了，那时他一月工资才几百块，需要抠出一两年的牙缝。 随之，家里归他的责任田没了，归他的房基地没了，他也彻底断了回到乡下生活的念想。他并未觉得是多么大的损失，相反，以一个城里人的身份回乡看看，心里装着满满的荣耀。祖坟无疑是冒青烟了，逃学的孩子终成大器，让人刮目相看。 那些年父亲一直在割田，大哥考学，大姐二姐嫁人，我上大学，大弟买户口，小弟上学，家里大片的田地不管贫瘠与富饶，一个山坡一个梁头地失去了。失地似乎是祖传的，中医老太爷率领十几个孩子辛辛苦苦开拓过近百亩良田，爷爷被诬陷关进了伪满洲国监狱，老太爷一块块好地割了出去换银子救赎。老太爷锥心般难过，但拎得清，人命比土地重要。 我不知道父亲面对土地一块块失去有多复杂的情感，但当时土地的价值并不大，就是丰收也离致富遥远。耕耘者，被贴上了底层和卑下的标签，到城里总被投以歧视的目光，像被高山斜睨的沟壑中勉强挣扎的野草丛林，无法比拟山顶一棵草。 户口成为衡量一个生命高低贵贱的准绳，农业户口就像只有八升命，神仙也弥补不了这天然的缺憾。大弟摇身一变成为非农业户口，忽觉人清气爽，虱子也爬得耀武扬威。他后来给媳妇也买了户口，因为孩子的户口只能随母亲。同样，媳妇也失去了家乡的土地，但他们没有愁云，煤矿仿佛有挖不完的黑金子，足以养活他们一辈子。国营企业，当然是打不破的铁饭碗，不怕天旱地涝，是乡下人眼中的神话。 那年头就算有钱也未必能买到户口，还要凭关系，一张纸就能决定命运。纸是最神奇的东西，粮票、布票、户口页承载着生命的幸福，就像“爱新觉罗”四个大字承载着避暑山庄的荣耀。大弟的户口本犹如当今的不动产证，决定了妻子的容貌，生活的幸福度，家庭的荣誉感。我们的生命是维系在纸片上的。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 大弟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他知道带着娇妻还乡时，来自家乡的社会艳羡指数会提高数倍，亲戚朋友的热情度也会攀升。 ...... 刊于《民族文学》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