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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宗杰 摘要：文话是中国古代文章之学的重要资源，随着近年来《历代文话》的出版和古代文章学建设的推进，断代文话的整理和研究是当前值得关注的领域。就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明文话研究而言，在进行文献稽考的同时，重新评估明文话的历史定位和理论贡献，是推动这项研究深入发展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以批评文献的“近世性”为视角，结合明文话所处近世社会之教育、科举制度及出版文化等在内的历史语境，尝试提供一套可行的研究方法，是探索明文话研究与文章学体系建构的思路之一。 关键词：明文话 文章学 近世性 文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样式之一，近年来，随着王水照先生主编《历代文话》的出版以及与诗学、词学并峙的文章学建设的兴起，它的价值也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在文学批评之诸体中，相对于诗话、词话，文话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较为薄弱。有关明文话著述，根据我们对明清以来公私藏书目、方志著录，以及集部别集、总集，子部杂家、类书等文献的初步调查，在《历代文话》已收录31种的基础上另增补56种，即所得现存明文话87种，另搜检得佚目39种。[1]与宋元文话、清文话相比，明文话的数量居中，但与这数目相匹配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明文话之基本概貌、理论品格也未能得到揭示。想要改变当前明文话研究的薄弱局面，在已全面调查、搜辑总目的基础上，还须从这些著作的文本出发，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去寻求符合明文话自身特征的研究问题和方法，尝试去理解它们所寄寓的明人对文章写作与批评的不同要求。 文话这一体裁自它诞生之初，就展现出不同于诗话“资闲谈”的体式特征，因其所论评的对象即文章，在宋代以后被赋予了较高的文体地位以及广泛的文学和政治功能。与之相对应的，涵盖了文评、文论及文式多种类型的文话，由宋至明也愈发体现出其作为文章学载体的重要作用。当前有关文章学定义、内涵和特征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就学术发展来说，此类针对基本性质的研讨自然有助于不断调试和深化我们对文章学的理解。但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对文章学在一定断限内的衡量，观察视角又须实现由一般到特殊的转换。这种转换，强调的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对其历史性的追问，落实到具体研究，则体现为对作者及作品之历史语境和批评指涉的尽量还原。因此，立足于文话的文本形态，结合明代文章学所面临的包括思想、文化、制度等近世社会的多重因素，或许是尝试建立一套明文话研究体系的有效思路。 一 价值重估：对明文话三重形态的研究考量 文话长期受到冷遇，从古人“夫古今诗话多矣，文话则未之闻”的自我反省（陈用光5357），到二十世纪以来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乏人问津，侧身于研究相对成熟的诗话、词话研究，文话自然是相当落寞。对于这一状况产生的原因，已有学者作了多方面的揭示，概括地说，一是“文”与“话”的内在矛盾，二是上世纪初古文传统的断裂。前者从体制形态的角度解释了文话著述为何不以“话”命名的原因[2]，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类似诗话、词话那样统一且鲜明的标识度；后者则是借学术史的梳理，来探析近百年来文话研究以及文章学学科建设所承受的“负面作用”（王水照 朱刚18-23）。以上两点，其实也契合我们重估文话价值并推进深层次研究的具体思路，即如何在深入文话文本，紧扣其本体特征的同时，又不脱离所处的历史语境。 返观“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建设，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文话的普遍缺席，但也应了解，文话从建设之初就已经进入前辈学人的视野，只是在当时文学观念中，文话多是不足称道的文献材料。在出版于1927年。象征着批评史学科创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陈钟凡提到：“惟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独存，二者皆论文之专著也。［……］此后论文之书，如历代诗话、词话，及诸家曲话，率零星破碎，概无统系可寻”（陈钟凡9）。此书虽提及陈骙《文则》、陈绎曾《文筌》、王构《修辞鉴衡》等宋元文话，但仅停留于简单的介绍，并未予以深入阐析。郑振铎在同一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写到：“后来诗话文话之作，代有其人。［……］然这些将近百种的诗话，大都不过是随笔漫谈的鉴赏话而已，说不上研究，更不必说是有一篇二篇坚实的大著作”（郑振铎3）。郑氏又对《四库全书总目》所标举的五类诗文评著作了如下评价： 除了第一，第二两类著作以外，其余的都不过是琐碎的记载与文法的讨论而已（像第一第二两类的著作却仅有草创的《文心雕龙》与《诗品》二种）。间有单篇论文，叙述古文或骈文之源流，叙述某某诗派，某某文社之沿革，或讨论二个文学问题的，或讨论什么文章之得失的。然却是太简单了，不成为著作。（郑振铎3-4） 郑振铎于文末在对比中西图书分类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套中国文学整理的分类大纲。在“批评文学”一类，将以《文心雕龙》为范例的“一般批评”与以《四六丛谈》《论文集要》为代表的“文话”分立，可视为其上述观念的实践规划。郑氏所谓的“大著作”与陈钟凡强调的“统系”，在对诗文评著作的理论价值评估上并无二致。此后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史》同样以“规模”二字作了陈说：“其实有许多诗话文话，都是前人随便当作闲谈而写的，至于严立个人批评的规模，往往都在选录诗文的时候，才锱铢称量出来”（方孝岳4-5）。此类以理论的系统性、著作的完整性来评判文论作品的标准，大抵皆因五四以来的学者多在西学思潮之浸染中，以西方的文学理论为参照来衡量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建构。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文心雕龙》研究迎来热潮并逐渐发展为显学。相反，大量所谓“零星破碎”的文话作品在中西话语体系的巨大落差之中湮没无闻。直到上世纪末，台湾学者王更生宣言“龙学”的“黄昏”（王更生48），指出中国古代文论需以整理文话为契机来构建新的格局，以及本世纪初《历代文话》出版的开山导路，才使文话的系统整理与研究渐入正轨。 总的来说，从郑振铎“批评文学”整理的提倡，到当今学人对文话文献整理和汇纂的实践，虽然观念和侧重点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以文学批评构建为目标来展开批评史料的采掘，进而带动学界同仁的共同参与。《历代文话》出版以来，文话与文章学研究即已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相关领域也取得了一批值得关注的成果。文献整理方面，如余祖坤《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即在《历代文话》之后进一步汇编清代至民国之文话著作。具体研究，则有慈波《文话发展史略》（复旦大学，2007年）、吴伯雄《〈古文辞通义〉研究》（复旦大学，2009年）等博士论文在宏观及个案方面予以关注，另外像侯体健《资料汇编式文话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以〈文章一贯〉与〈文通〉为中心》（《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卞东波《日本汉籍视域下的文话研究》（载《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中国古代文章学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文章则以不同视角对文话研究作了积极的拓展。以上研究虽非尽属于明文话之列，但所取得成果昭示我们，做好文献调查、考订的基础工作，对于进一步认识明文话的基本概貌、特定品质及其作为批评文献如何在古代文章学研究领域中发挥作用，是具有奠基意义的。以文献形态进入文章学及文学批评的建设序列，是文话价值应被认识的第一个层面。 对文话价值重估的第二个、也是更为迫切的层面，是回归文本形态的考察，强调文话的本体研究。在文献足够丰富的近世，仍以过去的眼光看待这些材料，重复前人的判断，对于我们理解明文话的特征和价值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批评风尚渐盛、书籍流通便利的明代，作为文学批评之一种，文话的文本流动性和生长空间也相应地得以扩展，其体制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已非以往批评史写作所注重的系统著作所能涵盖。单就明文话的文本生成及其特征而言，一方面，结构松散的随笔体，或曰狭义层面的文话仍较为习见。这类著作往往以随意的书写方式，保留了话体批评的结构特征。如宋禧《文章绪论》、冯时可《谈艺录》皆属此类。另外像王鏊《震泽长语·文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论文》、张元谕《篷底浮谈·谈文》、张仲次《澜堂夕话》等则命名上即已采用了近于“说部”的“语”“说”“谈”“话”。值得留意的是，狭义的诗话与文话虽然形式相仿，但在内容之“及事”与“及辞”的取舍中，文话则是以偏向后者的论评文章和讲说格法为主，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功用性。另一方面，汇编体文话在明代取得显著的发展，其编刊亦显示出批评文献的近世性特征。此类采用“辑而不述”形式的文话著作，虽在宋代即已出现，如张镃的《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的《余师录》，但其编纂体例及编排手法直到明代才渐趋完善。作为现存明代最早的汇编体文话，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即已成书的唐之淳《文断》，即已依经史子集四部和唐宋诸家之文评进行分类编次。到了明代中后期，又出现了如高琦《文章一贯》、刘元珍《从先文诀》等依据文章作法之基本程式进行汇编的著作，编排思路更为明晰。随着编纂体例的完善，体系完整也逐渐成为明代汇编式文话的特点。对此类汇编体文话的价值评估，除了文献辑佚和校勘之外，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文学层面进行考量。首先，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说，宋元以来大量文章学文献的积累，为明文话文本的编排和组合提供了多种可能，上文提到的唐之淳《文断》在凡例中已言明：“是书之编，大概依仿《文话》及《文章精义》、《修辞鉴衡》、《金石例》、《文筌》、《文则》等书。但《文话》太繁，《精义》无次，《鉴衡》详于诗法，《金石例》详于金石之文，《文则》、《文筌》本为作文而设，似难尽采。今门类视《文话》为简，《鉴衡》、《精义》各归其类，《文则》、《文筌》间取之”（唐之淳 凡例）。其中提到的《文则》《文章精义》皆为后世援引蹈袭最为频繁的著作，如万历间王弘诲《文字谈苑》四卷，卷一论古文部分即据《文则》裁割重编而成，徐耒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编成的《重校刻艺林古今文法碎玉集》二卷，“古文法”部分同样据《文则》辑成。综合考察这一文本重组的过程，解读“重复”所体现的文章观念和诉求，是比一味指斥它们缺失原创性更富意义的。其次，明代后期随着明人论著的逐渐积累，并在科举制度及商业出版的推动下，明人选本朝文人论文语加以汇编的方式，便逐步取代了前期依赖宋元资料进行类编的模式，诸如袁黄《游艺塾续文规》、汪时跃《举业要语》、汤宾尹《读书谱》、刘元珍《从先文诀》等，均辑录了茅坤、唐顺之等明代文家之论说，亦体现了明代文章之学因适应社会文化之发展而不断调试的局面。促成上述两点的动因之一，则是“刻本时代”所带来的在近世社会、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变革。 由此引发的第三个层面的思考，是明文话的文化形态考察。自宋元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投射，干预着批评文献的写作、传播与被阅读，作为一种反馈，后人又可以从中窥探到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在内的时代印记。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明文话的研究价值，实则超越了理论品格高下之分的标准，那么无论是理论精深的著作，还是识见浅显的文本，皆可以等量齐观。比如庄元臣《行文须知》、张溥《初学文式》、杜浚《杜氏文谱》等文法、文式、文格一类的作品，长期被视为蒙学读物而鲜人问津，但从现存明文话中此类著作所占较高的比重来看，正是这些为初学作文者而设的文法类书籍，通过不断适应多层次的文化需求，逐步完成古代文章学在近世社会面向中下层的、通俗化的普及和延伸。又如汪正宗《作论秘诀心法》、徐耒《古今文法碎玉集》、汪应鼎《流翠山房辑选八大家论文要诀》等出自低功名阶级文人之手的作品，看似随意抄掇、粗制滥造，却恰好反映了在文权逐渐分化的近世，通过中下阶层文人的共同参与，最基础的文章学法脉与知识系谱得以逐步形成与延续。 以上三重形态的价值评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文话研究来说，从文献与文本角度对明文话作更多的探讨，自然显得尤为重要。但以此为前提，将研究视野稍扩展至外部而与社会文化相结合进行考察，同样是接下来需要开展的工作。总的来说，当前的文话研究，在文献搜集、考订的条件足以胜过“五四”以来批评文学建设时期的同时，相对应的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也应在不断地反思与重估旧有的格局中得以改善。一旦突破了原来的批评体系，我们讨论的基本立场，便不再局限于前人所划定的方寸之地，而可以返归到明人所处的近世社会与明文话的历史语境，这样一种态度，是我们尝试对诸多以往不受重视的著述予以较为公允及合理评估的前提。 二 视角切换：文章学建构的多元思路 近年来，明清诗文领域已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其中所取得的显著成果之一，便是明清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研究。[3]自上世纪末以来，有关明代文学批评、文学思想及文学思潮的探讨可谓盛况空前，成绩斐然。但其所铸成的理论“大厦”，往往会使后来者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将一些研究附着于当前已建立起来的批评框架之中，这自然不利于明代文学批评的持续发展。作为一只新晋的势力，明文话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类似的难题，如何为明代文章学、文学批评提供新的活力，而非简单的文献补益与知识叠加，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以下三个方面的视角转换，或许可视为通过文话研究来推动近世文章学多层次建构的努力方向。 一是从士人文章学到通俗文章学。尽管学界对近世社会的文化与文学之转型已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诗文批评的关注重点仍集中于士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理论主张层面。从明代前后七子、唐宋派、竟陵派的各派论争，到清代桐城一脉的发展演变，主流文派的思想脉络及士大夫精英的文学观念，大致构成了明清近世文章学之主线。伴随着近世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新与更迭，这一主线又从其自身体系中延展出新的生长空间。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或即文章学的下行渗透。 我们以“士人文章学”来指称由士大夫精英所倡导的、理论层次较高的文章学主张，那么与其相对应的，则是平民化或是通俗化了的文章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以论文书为代表的单篇文论更多地体现了文人精深的理论书写，相比之下，形式自由、出版便利的文话著作则是通俗文章学的天然载体。尽管明文话中同样存在着如宋濂《文原》、王世贞《文评》、屠隆《鸿苞文论》之类理论品格较高的著作，但不容小觑的是大量以知识普及和写作指导为主要内容的通俗读本，正是它们反映了明代通俗文章学的基本面貌。一方面，一批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凭借着话语权的掌控，通过文话的刊行来规范和引领着以士子为主要阅读群体的文章习作。承宋元文法而来的曾鼎《文式》，为艺林所传诵的袁黄《谈文录》《举业彀率》《心鹄》三种，传授作文“九字诀”的董其昌《论文宗旨》、蒐集诸家论文真诀的汤宾尹《读书谱》等可视为此类作品的代表。另一方面，作为对文坛风向自下而上的回应，以举人、诸生为主体的底层文人以及书商、书坊主，共同参与到了授学读本的编撰、整理与出版，如辑《举业要语》的举人汪时跃，编《作论秘诀心法》的生员汪正宗以及续补《举业卮言》的职业编辑陆翀之等。正是这些来自不同阶层力量的加入，使得近世文章学发展在明代呈现出由基础到高阶并存的立体格局。在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规约下，伴随着阅读对象的调整，面向底层文人与市民阶层的通俗文章学，其内容更加具体和细致，更倾向于知识的普及和规范的建立。这一点可以拿近世诗学的通俗化进程作为互参，宇文所安在《通俗诗学：南宋和元》中说得明白：“通俗诗学作品把传统诗学的某些最基本的假定揭示出来，这弥补了它们微妙与细致不足的缺欠；它们直白地说出了大批评家只是精明地点到为止的内容”（宇文所安467）。稍作引申，也可以理解所谓“大批评家”的理论主张与一般化的知识、法则的对应互补关系。这里也需要说明，提出研究视角在士人文章学与通俗文章学之间的切换，并非意在后者取代前者，是强调二者的动态平衡，尝试调整以往单一的研究局面。 二是从理论型文章学到实践型文章学。对通俗文章学的观照，又牵涉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即文章学批评与写作的双核。前文提到“五四”以来批评史写作低估文话价值的问题，其中尚可以补充说明的是，自清人以下，从四库馆臣到近代以来的学人，对诗文评中的格法类作品都评价较低，对于明文话中的文法、文式类著作，也多视其为蒙学读物和制举用书而不屑研究。前者从理论品格的高度来加以否定，后者以古文与时文的优劣判别来进行批判，二者所持的价值评判标准则是一致的，即均视技法论为文章学之末流。不管这一观念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所带来的结果是文章学研究框架中理论阐释与法度解析的失衡。换句话说，以往我们所重视是以理论为主、批评型的文章学，而对以实践为目的、建设型的文章学缺乏相应的关注。 对于明人而言，文章法度之所以重要，在于唐宋时代逐渐建立起来的规范化的文章法则，成为他们创作实践中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对此，清人已作了不少反思，如姚范指出：“字句章法，文之浅者也，然神气体势，皆阶之而见。古今文字高下，莫不由此”（姚范 卷44）。一方面，士大夫精英阶层在尝试模拟甚至意欲比肩前代文章时，总结与反思前人作文法度是重要的取法途径。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对初学作文者和应举士子来说，较之抽象的“精神命脉”，具体化的“绳墨布置”是更具可操作性和易于接受的。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南宋以降关注文章形式和技法的文话、评点作品不断涌现，为何明人尤重“辨体”并通过具体分类来厘清不同文体的形制特征和书写准则。可以说，宋元时期“以法为文”的传统建立以来，文法谱系的发展演变成为近世文章学的重要一脉。明人如何在这一谱系中实现传承与新变，那些聚焦于文章技巧的文法和文格类著作有待作深入、全面的考察。这方面，相对成熟的诗学研究已作出了诸多值得借鉴的尝试，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为代表的文献辑考工作，以及学界理论研究的相应展开，使得格法研究成为过去十年诗学领域中较为活跃的板块之一。与近世诗学面临宗尚与师法的问题相似，近世文章学同样面对着历经上古及中世社会逐步建立起来古文传统。所不同的是，作为近世社会与文化形态的一部分，文章学尚需对科举制度与时文写作作出积极的回应。正德、嘉靖之后，诸如庄元臣《论学须知》、王弘诲《文字谈苑》等文话的相继问世，也显示出明人借助文话的刊行，意欲援古文之法干预时文创作的努力。正是上述文章学所面临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取资于古文以及向时文输出的文法论，成为明代文章学实践的关注重点。基于这些考虑，提出将重视法度论、偏重实践型的文章学纳入考察视野，意在尽量消除以所谓印象式批评为代表的感性认知所带来的视野局限，因为结合文章批评、强调创作实践，是古代文章学区别于古代文论的重要特征。 三是从文章的经典化到批评的经典化。与明人阐说法度、论评文章相匹配的，是他们编选各类文章选本来作为示范。南宋以来文章评点、文话的不断涌现与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了推动了近世散文经典化的进程，“唐宋八大家”即为其中典型。[4]如果将视角稍作位移，也可以发现，如果说文章选本、评点本的流行使得古文大家及其文章的声价日增的话，作为批评话语传播的介质，文话的传刻则更多地促成了批评经典在明代的形成。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就明人系统整理和利用前代文献的层面来说，选录前人论文之语的汇编体文话，以类似“文话选本”的姿态在明代大行其道，其功能恰恰是将一些经典论说筛选和过滤了出来；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来看，无论是文章范本还是文法、文评，在科举教育的意识形态导向中均具有极为广泛的接受度，而所谓的经典与权威正是从这种普及化的过程中被逐步树立起来的。如下何良俊的观点直观地反映出明人作文取法于经典文论的状况： 古今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柳子厚《与崔立之论文书》，近代则有徐昌榖《谈艺录》诸篇，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苟有志于文章者，能于此求之，欲使体备质文，辞兼丽则，则去古人不远矣。（何良俊 卷23） 此处有关“作文之法”的强调，显示出明人对这些经典文论的定性判断，即对“有志于文章者”来说，它们无疑是可以参考的文章指南。 从明文话来考察文章批评经典化的发生过程，仍可以唐宋八大家的例子来说明。唐宋以来，论文书的撰写逐渐成为文人表达文章学理论的主要方式之一，古文大家的论说更是成为后世学子的治学根柢和作文门径。前引柳宗元《与崔立之论文书》即为一例，又如明人孙鑛中《与吕甥孙天成书牍》说到：“举业无他秘术，但在多作。作之多，诸妙自出。又不可太着意，又不可太率易，要持中乃可耳。柳子厚《答韦中立书》中数语尽之矣”（孙鑛 卷3）。从宋代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到元代王构《修辞鉴衡》，再到明代诸如《文断》《文章辨体·总论作文法》《文体明辨·文章纲领》《举业卮言》等，八大家论文书的片段不断地出现在文话作品中。重复和高频率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历史选择的意味，正反映出明人对那些言说一再强调，甚至奉为圭臬的态度。清人对此也有共识，梁章钜《制义丛话》引胡燮斋、程海沧语曰：“唐以前，无专以文为教者。至韩昌黎《答李翊书》、柳柳州《答韦中立书》、老泉《上田枢密书》《上欧阳内翰书》、苏颍滨《上韩太尉书》，乃定文章指南。［……］操觚之士，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行文者总不越规矩二字”（梁章钜 卷2）。除了八大家文论外，从明文话的编纂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宋元时期的文章学文献在明人阅读群体中的评价和地位。比如朱熹之论文语，作为理学家文论的代表，多为明人援引而获得了较为普遍的价值认同，余祐于嘉靖三年（1524年）编成的《朱文公游艺至论》即为典型。又如宋元文话《文则》《文说》两种文法著作在明代的不断传刻和文本衍生，先后被改编入徐骏《诗文轨范·文范》、曾鼎《文式》、佚名《诗文要式》、杜浚《杜氏文谱》等明文话。总之，宋代以后文章学的一部分内容是围绕承接已有的批评文献而展开的，在大倡复古之风的明代，这一倾向显得尤为明显。通过文话的编纂，明人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遴选和汇辑工作，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 以上三点，可视为文章学及其研究向纵深拓展的尝试。就学术生态而言，文章学所面临的，既包括明代文学发展的特定背景，也包括近世文学演进的总体脉络，这是上述第一和第三点将要处理的工作。而驱动文章学运转的关捩，则是第二点提到的创作实践。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脱离，可以说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古文传统遭“五四”斩断的直接后果。对古代文人来说，文章写作是他们日常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中必须直面的严肃问题。这方面，作为一种与创作实践尤为密切的批评样式，文话自然将带给我们更多的学术思考。 三 途径探索：作为方法的“近世性”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其中以上古、中世、近世为框架的分期方法，最早借鉴自日本学者有关日本史、中国史的研究，并参照了欧洲的历史分期法。相比于以朝代为断限的断代分期法，以上古、中世、近世三期来划分中国文学史的方法，更贴近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特征。近年来如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采用了这一分期法来划分“现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近世”，学界对其上限时间的断定，包括上述两本文学史专著在内，尚存有不同的见解，但落实到具体的划分标准及其对“近世文学”有关民间化、通俗化等特征的认识，则已能达成一定的共识。 此种有关元明清文学的“近世性”，以文学权力的分化和下移为主线，主要体现为：一是在市民意识和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文学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世俗化；二是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作为文化媒介的出版业的发展，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机制的商业化和多元化。作为近世文学的一个分支，明代文章学在演进过程中，为适应世俗化社会的普遍需求，无论是其话语权向更广大识字阶层的延伸，抑或是其学术内涵向通俗和实践文章学的扩容，均表现出近世文学的特征。而作为文章学重要文本载体的文话，因其主要流行于明清两代，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近世之“产物”，同样展示出契合上述近世性的特质：无论是文话撰述和阅读主体阶层的下移，还是文话内容侧重文章写作技法的实践导向，甚或是文话之汇编所展现的商业化运作的特点。从这个层面来说，此种近世性对于我们开展明文话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文学史观念中的近世，同时也是历史学、社会学的分期，因而呈现出上述领域互相联动的复杂关系，这与我们强调明文话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形态是相一致的；另外，就文学史书写而言，新兴的文学样式（小说、戏曲）已被视为近世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传统诗文领域则缺乏分量相当的观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与科举制度相伴，肇始于宋元、盛行于明清的文话，被放置于近世这一标尺下加以衡量，无论是对文话研究本身，还是对明清诗文研究的拓展，都或是一条行之有效且富有意义的考察途径。 唐宋古文运动的开展、儒学传统的恢复以及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备，构成了近世社会及其思想、学术的整体生态。北宋以后，文章用以载道的文学功用与政治职能得到普遍的认同，与之相匹配的，是在科举制度层面从宋元时期以诗赋和经义多次递变，到明代罢诗赋而用经义、策论的定型，文章的地位在由虚向实的学风转向中被逐渐巩固。在这种文章学的背景下，借助日益发展的雕版印刷和书籍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深化的资源共享与商业交流，文话发展到明代，随着作者、读者群体的扩大以及商业化运作的加入，而愈发呈现出世俗化的特征。 基于以上思考，从文话研究的角度来说，作为方法的近世性至少可包括以下两个层面。一是以书籍为中心，围绕编撰者、阅读者与出版者（主要是书坊）共同形成的文化场，来考察文话生产、与流通的过程。从目前已知的数据来看，嘉靖以后出版的作品数量占据了明文话总数的四分之三，这与明代中后期印刷出版业的日益发达密切相关。在这一文化资本的运作中，书坊作为文话生产与流通的枢纽，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出于射利的考虑，书坊的着眼点是在于满足图书阅读者之需以扩大市场占有率，由此则可以观测到明中叶以后逐渐崛起的中下阶层，对获取文章学写作法则与知识的巨大需求。[5]另一方面，部分书坊主同时以编撰者的身份参与到文话的制作环节，借助已累积的文献资源，通过文本的复制、筛选、重组和拼合等加工手段来产出作品。如万历间衢州书坊主舒用中就曾辑录前贤文论汇为《雅林指玄》一书，民国《衢县志》卷十五“艺文志下·集部·诗文评选”著录曰： 前有万历甲申了凡袁表序，后有浙衢少轩舒用中跋，略谓余近购归茅太史所著论文诸篇，如董贾与国朝名公未载已。自班马以至唐宋，其间根柢理道，有切于论文者，悉取而录之，名曰《指玄》。篇篇大雅，字字玄邃，似又为艺林之绳尺矣。集成乃鸠工梓之云云。按：用中前志未见，书为明刊本，刻工甚精，亦近时罕见物也。（郑永禧卷15） 借此可直观地看到书籍市场的扩展为文话的衍生提供了更大空间。通过书坊的编辑运作，已有的旧材料又再生为新作品以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需求，这使得汇纂式文话在明代大量刊行。 除了书坊主外，编撰者和读者也是这一文化场的重要组成。从上引舒用中的文论购入和《指玄》产出也可以看到，后二者往往形成身份的转换或统一，进而构建起一个互动的、对话式的交流圈。仅就明文话编撰者的身份区分来说，进士出身的士大夫文人仍占大半。作为推动明代文章学进程的主力，士大夫精英以及他们高阶的理论主张自然是研究者首先关注的对象。但以近世社会文人的生存需要和功名追求而言，在科举制度的主导下，浸淫于最基础和广泛的文章学知识体系，至少是他们必须经历的人生阶段。由此产生的一部分与高阶相对的普及类文话，仍不失为我们考察这些文人生命情志的一块内容。如明初唐之淳早年的拟古情结与《文断》的编纂，又如周瑛《文诀类编序》也说到：“予少习文艺，苦不得其门路。尝博采诸家论说而类编之，以自轨范”（周瑛 卷1）。到了晚明，随着私人出版业的兴盛，原先较为封闭的“以自轨范”开始转变面向大众的、更为活跃的出版活动。像汤宾尹、董其昌等文人均是在入仕后，以刊布文话的方式来树立典范或标示文法，扩大他们在民众尤其是士子中的影响和号召力，譬如董其昌《九字诀》，自刊行以来，影响甚大，其相关文本为万历间诸如《游艺塾续文规》《举业要语》《新刻官板举业卮言》《从先文诀》等探析时文作法的专书所收录。相对应的，像汪正宗、徐耒、汪应鼎、张次仲、杜浚、左培等低功名文人，又纷纷完成由阅读者（因他们本身就是文章教习或科考参与者）向文话编撰者的转换，通过知识的传输和经验的表达，来占据文化场的一席之地。 作为方法的近世性的第二个层面，是以文章学的理论与实际为探析目标，结合教育制度、科举制度以及由二者所联结的士大夫官僚、习文士子和书坊主等不同阶层，尝试打通上层与底层、古文与时文的界线，考察它们如何以文话而产生内在的联系，不仅是展现士大夫的文风引领和理论辐射，而且是揭示下层文化势力的崛起及其造成的反向影响。若以粗线条的形式对明代文章学之演进加以勾勒，可以看到它大致是沿着两大路径并行展开的：一是在古文领域，以接续自秦汉而历唐宋的文统为重任，其间各类追摹、师法均可视为这一体系建设下的不断调试；二是在时文领域，于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尝试完成对文体内部空间的极致追求，正德、嘉靖之后的“以古文为时文”的提出以及各式新说的注入，[6]则可以看作是这一内部空间饱和之后的自我破解和对外接纳，此过程实与近世社会思想、文化之变革息息相关。从历时的视角来看，考察包括文话在内的批评文献，可以了解到明代前期的文章学建设主要是在古文方面，如从宋濂《文原》、宋禧《文章绪论》、苏伯衡《述文法》等文人撰写的授学读本中，均可看出明初文章教育的直接途径是承续元代延祐复科所塑造的雅正文风，推崇古作。但到了明中叶以后，随着一批时文巨擘的集体活跃以及出版业的推波助澜，时文论评开始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批评风尚，进而铸就了晚明别开生面的学术格局。落实到文话的研究，其中值得关注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在宏观层面，探析明代的文章学如何借助科举制度的内在驱动，逐渐完成其体系内部的新陈代谢——大致以万历中为界，明人自主的批评话语开始取代宋元旧说占据主导地位；二是继续深入有关古文与时文关系的研讨，分析明人如何以更具开放性的文章学观念，来弥补时文封闭体系内“自我造血”功能的欠缺，[7]如董其昌《九字诀》对禅宗思想的吸收已显现出晚明思潮对文法体系的渗透；三是结合出版史，考察时文大家有关文章技法的言论如何成为公共资源和文化资本的过程，如《举业要语》选录历科进士三十五家之论文语，《新刻官板举业卮言》卷二专收隆庆、万历历科会元，题作“会元衣钵”，《流翠山房辑选八大家论文要诀》则选录赵南星、袁黄、董其昌、吴默、赵之翰、汤宾尹、黄汝亨、王衡八家，这汇辑时文方家论文语的汇编类文话也将纳入研究的范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近世性是一个包容度很强的概念，因其本身即包含着史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因素，故而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有其开放性。文话研究自然需要立足于文学本位，以文献考订与理论阐释为根基，但同时也应尝试从更丰富多元的视角如出版史、制度、权力、教育等来探讨。以近年来盛行的新文化史理论为代表，海外汉学界运用这些新途径对于明清文学已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一定关注。在此，提出作为方法的近世性，一方面希望通过近世文学的整理观照，破除文话研究在传统批评史叙述中面临的困境，使其不至于遭到切割；另一方面，也自觉文话研究无法回避甚至需要重视科举、教育、出版等近世社会的复杂元素，故希望在中西学术积极对话的背景下，通过文话研究的探索实践，尝试推动近世文章学向多层次、立体格局的方向发展。 注释： [1]参陈广宏、龚宗杰：“明文话叙录”。《复旦学报》5（2016）：59-80。 [2]参蔡德龙：“文话的辨体与溯源”。《文学评论丛刊》2（2010）：1-11。 [3]参周明初：“走出冷落的明清诗文研究：近十年来明清诗文研究述评”，《文学遗产》6（2011）：147-55。 [4]关于“唐宋八大家”自南宋至明的逐步形成，高津孝《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一文已作阐发，指出从吕祖谦《皇朝文鉴》到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诸多文章选本以其制举用书的角色担当，使八大家成为“中国社会自身所析出的散文作家的典型”。载高津孝《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5]显著的例子即编撰者和书坊为引导阅读，往往会在题名中注明作者、批评者及其身份地位等“附属文本”以突显书籍的权威和质量，如《新锲诸名家前后场肄业精诀》《汤睡庵太史论定一见能文》《新刻张太史手授初学文式》。这些“名家”“太史”的身份标注以及“肄业精诀”“一见能文”的命名策略，均显示出文话生产一端对广大受众消费需求的回应。 [6]清人方苞概括明时文之演进指出正德、嘉靖作者“融液经史”，隆庆、万历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天启、崇祯诸家“穷思毕精，务为奇特”（《钦定四书文》凡例）。 [7]这一欠缺集中体现为“恪遵传注”的日趋繁琐与自我封闭，万历间传统四书评注的滞销为其突出表现，相关论述可参见周启荣：“为功名写作：晚明的科举考试、出版印刷与思想变迁”，《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用光：《睿吾楼文话》，《历代文话》，王水照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Chen， Yongguang． Ｒemarks on Prose from Ｒuiwulou．Ｒemarks on Prose Through the Ages． Comp． WangShuizhao．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7．］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中华书局，1927年。 ［Chen，Zhongfan．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27．］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 ［Fang，Xiaoyue． Criticism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World Book Company，193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12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He， Liangjun． Series of Talks from Siyouzhai． TheContinuation Books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Treasuries． Vol． 1125．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6．］ 梁章钜：《制义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Liang，Zhangju． Series of Talks on Stereotyped Writing．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2001．］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Owen， Stephe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EnglishTranslation with Criticism． Trans． Wang Baihua and TaoQingmei．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Sciences Press，2002．］ 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 ［Sun，Kuang． A Collection of Juye from Sun Yuefeng． TheBanned Books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Treasuries．Vol． 126．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2005．］ 唐之淳：《文断》，明成化十六年唐珣刻本。 ［Tang，Zhichun． Ｒesolution of Prose． Block-printed editionby Tang Xun in the 16th Year of the Ming-DynastyChenghua-Ｒeign．］ 王更生：“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新局：从整理‘文话’谈起”。《文艺理论研究》1（1994）：45-50。 ［Wang， Gengsheng． “A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Ancient Literary Theory： From a Perspective ofCollecting the Notes of Prose． ”Theoretical Studies InLiterature and Art 1（ 1994） ： 45-50．］ 王水照 朱刚：“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文学评论》4（2010）：18-23。 ［Wang，Shuizhao，and Zhu Gang． “Three Obstacles： theMay 4th Movement which Chinese Ancient Theory ofProse Has Experienced． ”Literary Criticism 4 （ 2010） ：18-23．］ 姚范：《援鹑堂笔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Yao，Fan． Notes from Yuanchuntang． The ContinuationBooks of 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Treasuries． Vol．1149．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House，1996．］ 郑永禧：民国《衢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第56 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 ［Zheng，Yongxi． Chorography of Quxian in the Ｒepublic ofChina．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Local Chronicles（ Collection of Zhejiang） ． Vol． 56． Shanghai： Shanghai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1993．］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小说月报》第17 卷号外：1-2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Zheng，Zhenduo．“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hineseLiterature．”Extra edition of Fiction Monthly 17： 1-20．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27．］ 周瑛：《翠渠摘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 ［Zhou， Ying． Draft of Cuiqu． Wenyuange Edition ofComplete Collection in Four Treasuries． Vol． 1254．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1986．］ 作者简介：龚宗杰，文学博士，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明代文学研究。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