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双伟 摘要：骈文在清代才名实合一，以骈文命名的别集、总集才出现。创作复兴，批评更是集历代之大成。路海洋教授的《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以文本细读为基本方法，从社会、地域、家族等角度多维探究清代江南七府一州骈文家的生平经历、理论批评、作品特色与历史地位等，视野开阔，阐释详实，充分展示了清代江南骈文的巨大成就。在前人很少对清代骈文家进行个案研究的背景下，该书大幅拓展了已有研究内容，促进了清代骈文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清代 骈文 江南 骈文是中国古代文章中的特殊体类，极具汉语言文字与文化特色，在传统书写中占据重要地位。自东汉末至唐代中叶，文章语言的表达形式主要是骈体。中唐文学、文化开始历史性地转换，儒学复兴思潮推动了文章领域内由骈体向散体的变革。重视思想性表达与传播，而不是语言形式美的自矜与自足，成为中唐古文运动思想的主流。经过宋代欧苏古文运动的推波助澜，晚唐五代时普遍性的骈体让位于散句单行的古文，骈体主要退缩到庙堂公牍和交际应酬之中。此后，散体则成为宋元明的主要文章形态，骈文衰微。清代骈文复兴，取得了杰出成就。因此，钱钟书先生说：“骈文入清而大盛，超宋迈唐。”[1]十余年前，吴承学先生也指出：“从文体研究来看，除了桐城派的古文之外，清代骈文和八股文的研究都非常薄弱。清代骈文的成就相当高，非常值得研究。”[2]确实，清代独立成书的骈文别集、总集较多，[3]成就斐然。无论在文体、内容和风格上，都可以媲美六朝；对骈文地位、属性、风格和价值等的批评，断制鲜明，观点深刻，当之无愧地集历代之大成。可惜，由于历史、政治及文体本身深奥等原因，骈文研究，特别是清代骈文文本研究成果非常薄弱。 海内外已有的清代骈文研究专著，之前仅有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何祥荣《四六丛话研究》，曹虹、陈曙雯、倪惠颖《清代常州骈文研究》，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颜建华《清代乾嘉骈文研究》，杨旭辉《清代骈文史》这六本，多集中在理论批评、常州骈文或发展史勾勒上，作家作品研究较为简略，大量的清代骈文别集还无人触及。路海洋教授的新著《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4]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本研究相对薄弱的局面。《研究》首次大规模地以作家作品为线索，详细分析清代江南七府一州骈文的发展特征，揭示了被遮蔽或被忽视的多位骈文家风貌，指出了清代江南骈文繁荣的原因，堪称清代骈文研究的新突破。 一 骈文地域研究的新发掘 清代江南地区是诗词文赋、小说戏曲创作的中心。底蕴深厚的文化，发达繁荣的经济和清秀美丽的山水等为文学、学术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生俱来的对形式美与学问的追求，导致江南地区成为骈文发展最为适宜的土壤。江南地区深厚的家族涵养、广泛的师友交游和深邃的学术思想等也为骈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从地域上说，清代骈文作家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江浙皖赣一带，特别是江苏的常州、苏州、扬州和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晚清时，湖南、广东骈文振起，但成就无法与清代前中期的江浙媲美。可以说，没有江南骈文的兴盛，就没有清代骈文的复兴。地域，无疑是拓展清代骈文的重要方面。从地域的角度来研究清代骈文，民初学者已发其端，主要揭橥的对象是常州派和扬州派，虽有独到深刻点评，但具体分析不够。刘麟生《中国骈文史》把清代骈文分为博丽、自然、常州、六朝和宋四六五派，谢鸿轩《骈文衡论》又加上仪征派，分类标准不一，但提出常州、仪征为地域性的骈文流派则同。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综合诸家观点而分清代骈文为六朝、三唐、两宋、常州、仪征五派，莫道才《骈文通论》、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等都将常州派列为骈文流派之一，都从地域性的角度对其作了点评。吴兴华的《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运用中西文论，重点分析常州骈文的形式特征。[5]曹虹、陈曙文、倪惠颖合著的《清代常州骈文研究》[6]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清代骈文研究专著，也是从地域角度来观照骈文的首部专著。其中，对常州骈文兴盛的时代条件与区域因素、对洪亮吉、孙星衍、邵齐焘、刘星炜、杨芳灿、张惠言、李兆洛、方履篯、董祐诚等常州骈文家的成就都作了简要阐释，将常州骈文研究推进了一步。路海洋教授继承前辈时贤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自己对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空间，对清代江南骈文进行专题研究，取得了不俗成就。 路海洋教授十多年来耕耘在清代骈文，特别是文本研究领域。2008年，他的博士论文《社会·地域·家族：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以阳湖、武进为中心》，对乾嘉道时期常州骈文兴盛的地理人文背景、家族文化助力及代表作家，如洪亮吉、孙星衍、刘嗣绾、方履篯、董基诚、董祐诚的骈文特征进行逐一探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常州骈文代表作家的不同风貌，也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常州家族、地域文化特征与骈文创作繁荣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以清代江南环太湖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府及太仓州为对象，以府州的代表性骈文家为纲目，以清代初期、中期和后期为线索，全面细致地阐释各个府州的代表性骈文家的成就，指出其骈文史地位，堪称骈文地域研究的力作。《研究》分为“总论”“沿袭振起：清初江南骈文”“创辟鼎盛：清中叶江南骈文”“承衍渐衰：清代后期江南骈文”四部分，对清代江南骈文的发展背景和总体面貌，苏州、常州、杭州等地代表性骈文家的作品特征和文学史地位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研究》在总论中对清代江南骈文兴盛局面的形成、兴盛的外部环境，包括地域文化助力、宗亲婚姻网络形成的血缘、姻缘关系、师友交游等方面作了论述。除了自然环境秀美、经济繁荣、教育科举发达、文学传统悠久等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普适性原因之外，还指出独特的原因：“尤其是清廷压制与引导并行的政治、文化政策，清代江南地区考证学的鼎盛和江南作家在地缘与亲缘上的紧密关联，明末陈子龙、张溥等对骈体文的重视提倡等。”（《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第17页） “作为清代骈文主体的江南骈文之兴起、繁盛，实际是江南地区以陈子龙、陈维崧为代表的骈文理论家、创作家，紧握文学史演进大势，前后相继、共同努力的结果。”（《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第29页）确实，与诗歌、古文、小说、戏曲相比，骈文表情达意最为含蓄蕴藉，可以旁敲侧击，借古讽今而化雪无痕。在清廷高压政策下，这种文体最安全，更好抒发难言之隐与愤懑之心。这无疑是清代骈文到乾嘉时达到鼎盛的原因之一。 虽以江南地域骈文为对象，但《研究》还对学界从流派、体派的角度来界定清代骈文的做法加以反思。例如，常州派、仪征派的称呼是否体现了清代骈文的实际？“用流派或体派的方式概括清代骈文是否合适？”认为这样“其精确性显然难以保证”。“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的流派、体派特征并不突出，但它的地区群聚特征却颇为明显。”（《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第44页）确实，骈文作为一种宽泛的文章体类，可以包含辞赋、序跋、杂记、哀诔、碑志、书启等文体，不同的文体，语言、结构和表达等存在差异，能否用特征趋于一致的流派或体派来概括清代骈文，值得思考。用常州骈文群体或骈文集群来称呼常州骈文派，可能更加合适。此外，在研究清代江南骈文时，《研究》能超越地域限制，将视野放到整个清代骈文领域，概括其特征。如认为：“复古与创新是清代骈文的两个基本特征。这里所说的复古是指承衍前人、仿效学习，但其根本目的与清诗、清词的复古一样，并不在于泥古、袭古以致成为所仿效对象的投影或复制品，而是在于寻找创变的规律与契机，自我树立。”（《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第41页） 二 骈文文本探究的新开拓 骈文讲究骈俪、隶事、声律、藻饰，特别重视以学为文，铺陈典故，排比辞藻，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往往显得深奥晦涩，故文本细读与理解始终是横亘在研究者心中的一大障碍。如果文本分析和阐释不清，文体特色就不彰，作者意图和思想也就不明，骈文研究就难以推进和深入。因此，对骈文文本的全面赏析和深入阐释，是骈文研究，包括清代骈文研究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民国时期是清代骈文研究的开创期，当时涌现的骈文著作多涉及清代骈文。在吸收清人骈文批评理论的基础上，他们对洪亮吉、汪中、袁枚等大家作了简要介绍或印象式点评。如谢无量《骈文指南》，金秬香《骈文概论》，钱基博《骈文通义》，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骈文学》《中国骈文史》，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等。这些只言片语式的点评，虽多画龙点睛，新见迭出，启发了后来研究，但缺乏推理过程和对作品的细微阐释，还不能算是个案研究。 《研究》对江南三十多位作家的文本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很多是首次阐释，多言之成理，概括精到，特别是对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条分缕析，艺术性与审美性融合，从而深化了清代骈文文本研究。作者自言：“文学内在构成，也就是文学的本体研究，是本书的核心构成要素，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文献考索与理论探讨相结合、历时考察和共时探析相结合、个案研究和综合分析相结合、主题揭示与艺术品鉴相结合，就成为本书必然采用几个的基本研究方法。”（《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第13页）运用多种方法，对骈文作品进行艺术品鉴，特别重视对其语言、意象、意境及风格加以品味，以期达到博采、精鉴、深味和妙悟的境界。因此，全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对清代几十位骈文家的作品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艺术分析。 首先，《研究》将清代江南骈文作家分为三大类：“既包括江南骈文创作的一流大家（如陈维崧、邵齐焘、孙星衍、洪亮吉、吴锡麒、袁枚等），又包括一批创作名家（如尤侗、吴兆骞、吴农祥、陆繁弨、章藻功、黄之隽、杭世骏、彭兆荪、吴慈鹤、袁翼、杨芳灿、李兆洛、刘嗣绾、方履篯、董基诚、董祐诚、王昙、查揆、黄安涛、金应麟、黄金台、赵铭、徐锦、张鸣珂、孙雄、孙德谦等）以及其他的代表性作家（如赵怀玉、张惠言、陆继辂、王芑孙、徐雄飞、洪齮孙、杨揆、郭麟、沈清瑞、黄兆熊、龚自珍、谭献、俞樾、屠寄、汤成彦、缪德棻、缪荃孙、冯煦等）。”（《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第3页）能够勇敢地将此时此地的骈文家分为一流大家、创作名家和其他代表性作家，体现了作者精读文本的精勤与宏观判断，表现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敢于断制的魄力。虽然个别作家容易带来定位的不准，如王芑孙、徐雄飞的骈文成就似不低于“创作名家”中的黄安涛、徐锦等，但这个论断无疑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其次，《研究》对几十位骈文家的生平、理论主张和文本特征等，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作了全面细致的阐释。如从洪亮吉的生平、师友交往和文化环境入手，分析其骈文清新尚气、骈散兼行、渊博雅致、雄浑放达和求新爱奇的特征与形成原因；从语言上的句雕字琢、工于属对，典故运用上的浑融无迹，句式上的骈散交融，篇章安排上的曲尽抑扬，议论的超卓，抒情写景的会通婉转，造境的奇迈等七个方面来概括洪亮吉的骈文创作特征。与民初学人相比，如谢无量以胡天游、邵齐焘、汪中、洪亮吉为乾嘉骈文四大家，并分别以“闳丽”“清简”“蓄气深厚而近于狷洁”“造句多奇而近于疏纵”[7]概括四人的骈文特征，就有简略与详实之别。如果说洪亮吉的骈文研究已有曹虹等《清代常州骈文研究》、杨旭辉《清代骈文史》等成果参考，那么吴农祥、章藻功、刘嗣绾、彭兆荪、汤成彦、缪荃孙等人的骈文特征，则是首次揭示，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如乙编第二章“清初杭州府骈文创作群落的特然振起”包含三节，分别为“被遗忘的清初骈体名家：吴农祥”“‘自许俪语为海内少双’的骈文家：陆繁弨”“被‘遮蔽’的清初俪体宗匠：章藻功”，抓住了清初杭州府最具代表性的三位骈文家，对其人其文进行详细分析。丙编第一章对杭世骏、袁枚、吴锡麒、王昙、查揆、胡敬、孙梅、徐雄飞、黄安涛等人的经历与骈文特色都作了个案分析。除了袁枚、孙梅外，其他作家骈文都是首次研究。丁编对清代后期江南骈文家的创作作了阐释，金应麟、龚自珍、谭献、赵铭、徐锦、黄金台、张鸣珂、汤成彦、缪荃孙等人都是首次得到关注和阐释。对于无人探究的清代骈文家，《研究》多能做到独具慧眼，概括精辟。如指出吴农祥的骈文散佚虽多，但仍有《流铅集稿本上册》16卷121首行世。全文从“吴农祥其人”“吴农祥骈文创作概况”“吴农祥的骈文主张”“吴农祥骈文的风格特色及其渊源”“吴农祥骈文的艺术成就”五个方面来细致阐释其人及骈文特征。指出其骈文琢词精巧、属对工致、音节谐畅、叙事简隽清畅、议论闳博畅达，形成了以雅饬清畅为主体的多种风格特色。认为这是他在取则古人、转益多师又自我创辟的结果；地位虽不及陈维崧，但足可与吴绮、章藻功、陆繁弨、尤侗颉颃并驾，堪称清初骈体文名家。对于章藻功，《研究》指出章氏论文主张“神清”“气动”“字洁”“语生”和“取典雅训”“对仗空灵”；除了取则庾信、徐陵外，还应包括陈琳、阮籍、曹植、王粲、潘岳、张华、陆机、左思等魏晋作家；章氏骈文形成了工切细巧、清健平畅的风格，就其范式倾向而言，显然近于两宋；而用典灵活生新、对仗巧妙工切，行文句虽偶出，义属散行，达到俪体散趣之境界。这些都较为深刻地说明了吴农祥、章藻功的骈文特征，可资借鉴。 对清代江南大量骈文别集和总集的研读和阐释，需要全面且深厚的学识才力。正如罗时进先生指出：“对相关史料，包括历史、地理、家族等文献和大量总集、别集都尽可能详尽占有，故能言之有据，不凌空虚蹈。而在‘社会、地域、家族’三者会通的视野中，清代江南骈文盛衰流变之状井然呈现，比较全面和逻辑性地表现主旨，既见知识的广博，亦见学术的专深。”（《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罗时进序第3页） 三 清代江南骈文史的新呈现 通过对清初、中期和后期的引论与详细的个案研究，展示了清代江南七府一州骈文发展的成就，客观上呈现了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的基本面貌，是《研究》的又一特色。相对于已有的清代江南骈文研究成果，本书呈现的作家最多、作品最丰富，阐释也最详实。 民初钱基博在叙述骈文流变时，对清代骈文名家代表特征有过点评，例如：“胡天游骈文有大名，殊不逮所闻。观其沉吟铺辞，句无虚语，语无虚字；而振采失鲜，负声无力，颇乖秀逸，蹈于困踬。”“（邵齐焘）才气苦弱，故务其清捷，殊得风流媚趣；课其实录，则清便婉转而未为刚，藻绮映媚而未为丰。”“吴锡麒文秀而质羸，机利而调靡，是能手，非高格。而汪中指事殷勤，情兼雅怨；体视吴为疏，气方邵则茂；尚淡雅，不贵绮错；而优游案衍，事外有远致，使人味之亹亹不倦。”“然余诵其（孔广森）文，博喻酿采，志慕鸿裁；而才力沉膇，垂翼不飞，沉博而未昭彰，藻密而欠轶荡；未见锋发而韵流，徒以辞累而意隐耳。方汪氏逊其隽永，比洪亮吉又未奥衍。洪亮吉思捷而才隽，理赡而辞坚，尚气爱奇，动多振绝。汪中不如其雄，孙星衍视之为靡。吾郡骈文，孙、洪齐名，然孙不如洪。亮吉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情，殆不可胜；而孙才力苦弱，时有齐气，独《国子监生洪先生暨妻蒋氏合葬圹志》及《祭钱大令文》，有逸气，但未遒耳。洪氏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孙则清弱，斯文秀而质羸。”[8]这种评点方式，是著者多年沉潜于清代骈文别集之后的心得体会，堪称画龙点睛，但具体阐释不够，离文学史叙述还有距离。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和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对清代骈文大家，多列举其人其作，加以点评。如对陈维崧、吴绮、章藻功、邵齐焘、汪中、孔广森、胡天游、吴锡麒、曾燠、袁枚、洪亮吉、孙星衍、阮元等骈文名家，张仁青以每人的一至两篇作品全文为例，简评其创作特征与艺术特色；其评论虽多来源于民国学人，但也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如说邵齐焘的骈文“取法魏晋，终篇或不用一故实，不敷一藻采，而笔法显动，文气疏宕，令人读之，有娓娓忘倦之乐”[9]就吸收了钱基博的评价，但褒贬态度不同。陈耀南既对清代骈文代表作家作了简要评价，又列举各期作家生平、作品或理论主张，一一加以简要介绍。如评袁枚曰：“思逸而俊，文健以灵，运常见之典，抒动人之议，圆转如珠，神气自王。而下笔既易，时涉熟滑，高者与洪邵比肩，下者乃与陈、章同病。后学刻鹄，其弊益多，亦俗调之累也。”[10]辩证说明袁枚骈文的优缺点，值得思考。张仁青、陈耀南的清代骈文史研究虽多提要钩玄之论，但多为概论，较为简略，具体分析作品、归纳作品特征不够，这给后人留下了拓展空间。 当代学人曹虹、杨旭辉对常州骈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曹虹等的《清代常州骈文研究》重点在对常州骈文群体出现的原因、背景及其与学术思潮、家族教育、乡党交游的关系等进行深入探究，对文本的阐释不多。杨旭辉已经对云间、浙江、松江、苏州、常州、扬州骈文作家群落的代表作品作了思想内容及艺术特征分析与点评，但全书三编内容体例不太一致，对江南骈文家的研究范围不广，文本阐释也不够丰富。[11]在此基础上，《研究》一方面对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概论；另一方面主要通过文本阐释，尽可能地指出作家作品特色，从而呈现了更为丰富、更为具体的清代江南骈文发展概貌。 在三个阶段的“引论”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江南骈文发展概况的把握及作者的独到之见。如引论“清初江南骈文与清代骈文史的恢弘开局”中，指出清初杭州府骈文之所以能独占鳌头，与西泠诸子群体性承衍明末陈子龙诸人骈文之脉有根本的关联；同时，他们通过理论探讨和创作所形成的总体氛围，又影响了一批骈文家，吴农祥、王嗣槐、吴任臣、徐林鸿、陆繁弨及其弟子章藻功、洪昇等即其代表。引论“清中叶江南骈文与清代骈文的鼎兴”中，指出清代中叶江南骈文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体上的创新，“主要指的是以洪亮吉为代表的山水游记（序）创作及以吴锡麒为代表的图序（记）创作。”（《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第179页）引论“清代后期江南骈文与清代骈文史的最后辉煌”中，指出清末的江南骈文在题材上有了新的拓展，反映社会现实、批评社会弊端，首次成为骈体文非常重要的表达对象，而骈文的文体价值也因而得到了整体性的提升。这些都是对清代骈文史认识的深化。此外，江南地区的代表性骈文家，如陈维崧、章藻功、吴兆骞、陆繁弨、洪亮吉、孙星衍、杭世骏、袁枚、吴锡麒、王昙、杨芳灿、董基诚、董祐诚、方履篯、邵齐焘、彭兆荪、吴慈鹤、金应麟、谭献、赵铭、黄金台、汤成彦、缪荃孙等都得到关注，其生平、骈文批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文学史地位等得到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这些客观上构成了一部清代江南骈文发展史。如《研究》指出：孙星衍骈文总体上有古奥渊雅、炼意深隽之风格，不管是叙史陈义，还是抒情写景，都能潇洒自如，超迈绝特；方履篯的骈文汲取楚骚、汉赋之外，还效仿洪亮吉并由之上溯魏晋六朝、师承杨芳灿并由之推溯初唐诸家，形成了华丽而刚健雄肆的风格；董基诚、董祐诚骈文写景清隽，抒情沉郁，议论精卓，又学习汉魏六朝和洪亮吉、刘嗣绾的骈文风格；杭世骏的骈文分为正格之文和变格之文，前者或清逸空灵，或简隽古雅，或纵肆横逸，后者在使用长对、骈散交融、以意统文等方面实践成功，较早体现了骈散交融思想；彭兆荪骈文即精熟《选》理、宏博沉丽,以散运骈、辞茂气盛和诸法兼擅、尤工议论；杨芳灿骈文在形式上存在着格式化的倾向，即便在格套的束缚下也能创作出文采、意境俱佳的作品；汤成彦骈文情感浓郁而抒写有度、自持有道，做到了情感真切而蕴藉深沉，具有较强的艺术张力，又结构脉络清晰、层次井然、主题突出，语言清健雅正、骈散交融，等等。这些文本分析和艺术概括，丰富了杨旭辉在《清代骈文史》中对某些同题作家的论述。这种扎实的文本细读和理论概括，客观地展示了清代骈文复兴的具体成就，勾勒了一幅江南骈文分布地图。陈广宏先生评曰：“从他所描绘的这一幅清代江南文学地图，至少我自己已可感受到，在这样一个文化累积深厚、甚至是整个东亚社会认同的文明高地，精英文人如何将蕴涵从天文至人文丰富信息的骈文，视作某种自我确认的表现。”[12] 当然，《研究》也有值得完善之处。一是作者在余论中指出，江南骈文家与外域骈文家之间的互动交流没有深入探讨。确实，除个别地方有历时性联系和共时性探究外，绝大部分都是以一个作家的生平、理论、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为标题，虽问题意识鲜明，但似乎显得有些单调。如何整合七府一州的骈文家的共性，区分其个性，展示其同异，似乎需要认真考虑。二是书名为《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但多是呈现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有些分析话语意思相近，略显重复，而前后勾连、承继的特点概括不够。这导致全书文本分析虽较为深入，艺术特征把握较为具体，理论建构也初具规模，但离建构独到的话语体系尚有距离。从骈文的文体属性，即对偶是否工整、用典是否精确、声律是否和谐、辞藻是否清新或华艳、句式是否灵活多变等来研究骈文，是必须走的一步，但似乎可以升华。清代江南骈文在初期、中期和后期，风格上应有不同。清初整体上崇尚齐梁、初唐体风格，讲究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形式工整，句式主要是联句，尤其以四六隔对为主，隶事丰富，声律严格，具有鲜明的藻饰特征。当然，以四六隔对为主并不意味着文章就不用其他联句或散句。如果那样，骈文会凝滞呆板，缺乏气韵。正如《研究》指出，“在保证以四字、六字句为骈文创作主体句式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加入其他字数的联句以及散体句子，乃是清初骈文创作发展的大势。这一时期的骈文名家如陈维崧、尤侗、吴农祥、章藻功等，在骈文句式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尝试。”（《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第147页）以四六隔对句式为主，是清初骈文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在嘉道以后崇尚骈散不分的汉魏、晋宋体骈文家看来，这种工整精致的四六骈体属于俗体、俗格，因此造成了清初骈文名家在嘉道以后整体上地位不高，有些甚至声名不彰，遭到遮蔽或忽视。[13]如《吴山伍公庙碑文》是陆繁弨唯一入选晚清姚燮《皇朝骈文类苑》文章。该文不仅思想深刻，论点鲜明，而且较少骈四俪六句式，多为单句对和散化语气行文，形式上符合晚清规避四六骈体的潮流。 清代骈文研究相对“后发”，没有诗词、戏曲、小说研究领域成熟，成果积淀不够，可资借鉴的文献与话语都不够，因而研究的难度较大。又自民初以来，清代骈文研究对象主要在理论批评领域，对骈文体类、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较少，对发展演变的分析更少，因此《研究》重视对文本的发掘和艺术特征的归纳，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2年，郭绍虞在《骈文文法初探》一文中指出，古人利用汉字单音和思想上的一些辩证观点等，“终于创造了世界上各民族中所没有的一种特殊文体。这就是我们祖先所遗留的一些业绩”。[14]强调骈文的民族特性及研究的必要性。最近二十年骈文研究虽取得了突出成绩，但相比诗词曲仍较为滞后。期待在《研究》的启发和引导下，学术界有更多清代骈文研究论著问世。 注释： [1]朱洪国编《中国骈文选》卷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吴承学《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3]根据《清人别集总目》统计，以“俪体”“四六”“骈体”“骈文”等命名的别集有185种，这还不包括以“乙集”命名的骈文别集或以“文集”命名但包含骈散两体的别集，以及该书没有收录的清人文集。保守估计，清人骈文别集当在二百种以上。参见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路海洋《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下文简称《研究》。 [5]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 [6]曹虹、陈曙文、倪惠颖《清代常州骈文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谢无量《骈文指南》，《谢无量文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8]钱基博《骈文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13页。 [9]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页。 [10]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版，第35页。 [11]杨旭辉《清代骈文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2]陈广宏《清代江南骈文发展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3]参见吕双伟《陈维崧骈文经典地位的形成与消解》，《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 [14]郭绍虞《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页。 作者简介：吕双伟，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辞赋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清代骈文理论研究》等。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之际骈文研究”（项目编号17ZDB02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