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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说童年是无忧的，但苦难无处不在，当孩子落入一个苦难的世界，我们需要教给孩子怎样在面对苦难时保持一份优雅与从容，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共识。韩青辰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同样走的是一条“苦难”之路，她敏感地捕捉到了承受着创伤的脆弱的儿童内心世界，用温情的笔调描绘出了这些富有灵魂深度且极具热度的孩子形象。 韩青辰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承受着苦难的特殊儿童形象，他们或身体有缺陷，或家庭不幸，亦或因一些外力受人排挤：“黑鼻子”被顾老师“一把揪住了他的黑鼻子，像揪一只毫无廉耻的死狗，充满嫌弃、厌恶与轻蔑”；整个王园子的人一起污蔑哑巴偷手表，将哑巴家翻了个底朝天；患有羊癫疯的“王筛子”被整个村庄的孩子与大人孤立；生活幸福美满的阿玉家因为妈妈差点被村支书侵犯而遭人口舌……这些“不被理解和不被尊重的孤独的孩子”的自尊被周身世界的世故与冷漠摧毁。作家将这些特殊孩子所受到的歧视、孤立以及欺凌清清楚楚地摆在读者的面前。平等友爱的互帮互助根本不敢奢望，同伴的孩子们使用各种手段尽情嘲弄这些孩子的痛处，使得特殊孩子群体在肉体之外，心灵也承受着更大的折磨。孩子的苦难往往与成人的不幸相依而存，通过儿童视角，作家也将现实世界的苦难、人存在的本质困境带入了儿童文学，王园子的观念落后，警察群体的负荷超支，底层群体的生存辛劳一一在儿童世界里上演。 阅读这些儿童的苦难，我们被唤醒的不应该仅仅只是同情，更需要的是深刻的反思与警醒：特殊儿童的脆弱心灵之外，健康孩子的心理也迫切需要正确的引导。他们身上暴露出的种种阴暗面都来自对成人社会的模仿，作为成人的我们应该以身作则，如果连成人对待残疾孩子也采取的是歧视、嘲讽的态度，儿童世界里必将满目尽是欺凌，又何谈爱与平等。《小证人》中冬青是惟一目睹“王筛子之死”现场的证人，作为成人的白支书，让冬青作证的时候掩饰真实细节反而弄巧成拙，事后还怪罪这样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正是成人的不明事理带来了孩子的跟风模仿，王园子的孩子无时无刻不在嘲讽戏弄着冬青，将她的书包扔进垃圾桶,称她为“叛徒”，种种行为都带着成人世界的功利与世故。 当快乐原则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儿童作家开始书写苦难，面对广阔的儿童文学市场，难免有些作家仅仅以赚取读者的同情心为目的一味的渲染苦难，甚至超出了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并声称这是一种培养儿童审美情感的方式，显然，这样的苦难叙写夸大了其效用而流于泛滥，儿童文学更需要关注的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在痛苦过后能够带给孩子什么。 韩青辰的儿童文学创作就采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虽然注重苦难主题的创作，但阅读她的作品读者从不会涕泪俱下，而只有淡淡的忧伤飘过心尖，更多的时候，作家更愿意用诗意的笔触描写一些生活中真实而哀伤的瞬间，她清楚地认识到苦难是情节线索而非全部主题。《水自无言》中哑巴受不了村里人的怀疑和污蔑选择了自杀，“河面无声无息，优雅地吐纳着水雾。漫漶的水雾苍苍茫茫的，接天连地的升腾开去。哑巴由衷地看见了那个美丽无声的世界，那里的人和他一样，那里没有冷漠没有怀疑没有歧视——他很憧憬地往其中走去，河水被激荡出一片喑哑，隐约感动着哑巴。”没有鲜血淋漓的残酷痛苦景象，并不需要一味渲染苦难赚足泪水，作家将自杀隐藏在描写之后，更注重给儿童读者带来情感体验与共鸣，充分体现了作家对儿童心灵及情感需要的尊重，以儿童可接受的方式来续写苦难，更显示出了作家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与担当。 但可惜的是，包括韩青辰在内的许多优秀作家在苦难叙事的故事背后，并没有提出有力的解决之道。“哑巴”受不了怀疑与歧视而自杀，带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伤痛归于虚无；“黑鼻子”因忍受不了嘲笑而离家出走，戏剧性的成了“救人英雄”而得以整容去掉鼻子上的黑斑；《我们之间》庞剑红选择了出走，金金带着埋怨转了学。无论是惨痛的还是看似欢喜的结局，这些形形色色的孩子们始终没有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的挫折，自杀、出走，按成人的要求去做，都不是儿童与世界、与苦难抵抗的方式，更多的是潦草的妥协。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儿童文学中流露出的无奈，他们在作品中提醒大人们儿童的心灵世界急需关注与关怀，可是又有多少大人会读儿童文学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