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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彝族“80后”诗人吉克阿优曾在诗歌《迟到》中写道。 2015年，一部描述打工者生活的纪录片《我的诗篇》风靡全国。纪录片详细记述了6位打工诗人的生活状态，以此纪念自杀的工人诗歌爱好者许立志。这6位诗人中，就有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吉克阿优。 近年来，中国工人文学不断进入国内外研究者的视野。然而，这些研究对日益壮大的少数民族打工文学创作群体鲜有提及。从发展现状来看，少数民族打工文学主要集中在外出务工群体聚集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当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工厂雇佣了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工人。民族学家阮西湖曾在描述新兴的都市人类学学科时提及：“早期城市人口民族成分比较单一，现代化社会的城市居民及其文化呈多元化发展趋势。”这样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对珠三角地区文学创作的考察——少数民族工人数量的增加，也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写作者开始表明族裔身份 事实上，珠江三角洲地区少数民族工人书写出现时间不算晚。只不过在当时，发表的工人文学并未被标明族裔身份。比如，在当代工人文学场域亮相较早的苗族诗人刘大程，2001年从湘西故乡到广东东莞打工，同年开始创作诗歌。2005年，他出版了代表作长诗《南方行吟》，并由此被汉语诗坛所接纳，成为中国打工诗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南方行吟》中，刘大程描述了打工者在南方漂泊生存的真实生命体验，乡愁与流动则成为其诗歌创作的关键词。但是，他并未直接表明自己的苗族身份，他的写作被主流学界纳入工人文学研究的视野。 后来，珠江三角洲地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写作者开始表明族裔身份。他们是将都市经验和家乡的文化传统同时进行书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大先曾提及，在全球化的人口与信息双重流动中，“流散族群的书写，比如东莞的打工文学，就有胡海洋（满族）、杨双奇（苗族）、阿微木依萝（彝族）、木兰（侗族）、梦亦非（布依族）等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将身上背负的母族文学因子带入到后工业的语境中，这样的文学尤其具有时尚和主流城市文学容易忽略的内容”。 近年在《民族文学》上刊发较多作品的彝族散文作者阿微木依萝，初中肄业后辗转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在谋生的同时，开始创作散文和诗歌。她现居东莞，其作品经常书写熟悉的大凉山故乡，又常常与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相对比：“山里人喜欢酗酒。他们倒在地上，以为倒在草原上那般潇洒，他们放声高歌，以为骑在健马上奔驰，以为在摔跤比赛。总之，只要他喝醉了，所有的地方都是他的草场，所有人都是他要摔在地上的手下败将……”这样的表述，极为生动地描写出了彝族人爱酒的形象，然而现实发生的语境，却是在东莞这座工业城市。 土家族打工诗人任明友曾经在《寻找》一诗中，不仅表明了自己的土家族身份，而且呈现了少数民族诗人在原乡想象和工业文明之间的挣扎和阵痛。在这首诗中，诗人在返乡的过程中试图重新寻找丢失的土家族文化传统。他把“南方—家乡”的模式解构并重新拼接，这样的诗歌创作之于少数民族诗人的族裔身份而言，是开放式书写，作品融合了民族传统与都市生活的双重体验。 民族共同体的记忆成为创作的内核 壮族作家亚明现居佛山，他的家乡是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从创作特色来看，他致力于书写两种类型的小说：壮族家乡的风物，以及流动人口在城市底层的生存状态。他创作了两个文化地理学向度的意象：壮族“垴坳寨子”和广州“京和村”，他的小说叙事大多在这两个场域内发生。前者指向他的故乡壮族村寨，后者则是他所熟悉的代表着底层生活体验的城中村。在他早期创作的乡土题材小说中，寨子在全球化的洪流中显然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寨子里留守或被边缘化的“雅禁”或“阿大”（壮语“巫婆”和“外公”之意）是乡土小说叙述的对象。到了关于“京和村”的系列小说叙事中，作家实际上叙述了一个位于都市中流动的底层——一个虚构的、多元化的、与乡土紧密相连的小社会：这里既有逼仄阴暗的楼房，也有烂尾楼；既有懵懂的少年，也有超市的打工妹，还有城中村的美发店老板等各种角色。在这样的都市底层空间内，族裔身份渐渐隐匿，取而代之的是流动人口的话语想象。 在珠江三角洲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学场域里，除了汉语创作之外，母语创作也是重要的一环。 2013年，西南民族大学的几位彝族青年大学生创办了一本彝语诗刊《荷尔》。刊物的主编为暂居广州的青年诗人马海伍达。“荷尔”在彝语中意为“诗歌”，广义上指一切可以吟咏诵读的语言材料，如彝族经籍、丧葬唱词、克智尔比（彝族母语）及用现代彝语创作的诗歌散文等作品。 马海伍达本身也是用双语进行创作的。他曾经在《拾魂》中写到：“在荒芜的群楼里/拾得几个忧伤的石头/难道，众神都曾在/此间摔倒？/魂影草从关节中长出/扯一棵，给一个石头/得把所有石头还给妈妈/请打开灵盒/让受伤的众神回家/也让我回家（此为汉语译文）”作为一名具有彝学专业背景的写作者，马海伍达将彝族史诗的元素杂糅以汉语新诗的写作路径，表述了当乡村传统文化遇到危机时的焦虑与不安。 同样暂居广州进行母语创作的，还有藏族青年诗人崩子·康造。他同时用藏汉双语进行创作，活跃于当下藏族青年文坛。他在一首藏文诗歌中写道：“当我死去的那一天/请允许我踏着月夜的影子/走向雪山身后的香格里拉/带走身上能带走的一切/当我死去的那一天/请允许我留在棺中/埋入故土中陈酿/或许后世有人能将我唤醒。”崩子·康造虽然具有在上海和广州等地的生活经验，然而其在文学创作上始终与故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他在创作中也常常会运用关于本民族精神的一些关键词，包括对故乡的思念和颂扬。 从这两位青年诗人在离乡后对母语文学创作的坚持，不难发现民族共同体的记忆是他们创作的内核。他们的写作背后，有着十分庞大的母语创作群体。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十分显著的特征，以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为主，各自完成了族裔身份写作的集结，出现了彝族母语诗人群、藏族母语作家群等。而作为少数民族母语写作者的青年人马海伍达和崩子·康造，恰如其分地成为其中的一员，并且依托这样的本位性写作，为当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坛展示了中国多民族文学中多元化的一面。 作为中国文化地理版图上的汉族地区，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为何会有如此丰富的多民族文学创作？这一数量庞大的创作群体及其作品如何折射广东多元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特性？诸多与多民族文学和文化人类学相关的话题还将延宕下去，期待着进一步的研究与观察。 刊于《中国民族报》2018年1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