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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与北京大学  

http://www.newdu.com 2018-06-06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
    王达敏
    摘要: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流派,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相遇。数十年间,桐城派学者中西兼综,以中体西用为指归,主张在变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五四运动,建设现代学科,为缔造北京大学的民主、科学、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传统作出了不朽贡献;北京大学也以其巍峨地位,为桐城派的发展及其新生代的成长提供了契机。桐城派与北京大学互相映发,互相成就,“阐旧邦以辅新命”,协力推进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锻铸着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
    关键词:北京大学  桐城派  五四  中体西用  哺育
    北京大学源于东汉太学,肇基于道咸之际国门敞开以后,应运崛兴于戊戌维新的风浪之中[1]。桐城派学行继孔孟程朱之后,文章在《左》《史》韩欧之间,一脉文心,通贯华夏数千载精神之史。巍巍上庠,皇皇巨派,在神州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相遇[2]。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的历史性相遇,大致可以截作四个时段:光绪二十七年(1901)底至清帝退位(1912)的清季新政时代,1912年至1928年的北京北洋政府时代,1928年至1949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时代,1949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在清季新政时代,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桐城派诸家云集,昌明国粹,融汇新知,使这座国家最高学府成为讲诵桐城之学的重镇。在北京北洋政府时代,中国尝试建立崭新的宪政体制,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取得辉煌成功,这时,桐城派的一部分学者次第进入北京大学,一部分学者陆续离开北京大学。他们在北京大学内外,应和着时代律动,主张在变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北京大学师生的爱国行动,参与推动着北京大学和中国前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北京大学全面发展,桐城派在北京大学学科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有形的桐城派在北京大学渐趋消歇,无形的桐城之学则早已融入北京大学的血液之中,化为永恒。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性相遇中,桐城派为缔造北京大学的民主、科学、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传统作出了不朽贡献。北京大学也以其崇高地位,为桐城派的发展和现代转型提供了新机。桐城派与北京大学互相映发,互相成就,“阐旧邦以辅新命”,协力推进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锻铸着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
    一  历史性相遇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的历史性相遇,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动人故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清帝登临天安门,颁布《明定国是诏》,宣示启动变法维新,决定创办京师大学堂。大学堂的成败,取决于诸教习是否得力,更取决于总教习是否得人。因此,总教习的人选问题,一时牵动着政坛、学界神经,尤其牵动着当时在学界声华正盛的桐城派诸家之心。先一年(1897),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得读《天演论》稿本,对严复的雄笔赞不容口。所以,他以为:“大学堂总教习,若求中西兼通之才,则无以易严幼陵。”[3]而严复的心思呢?据天津《国闻报》透露:“北京大学堂总教习,初拟有延聘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之说。京师讲求新学之士大夫莫不以此举为得人。”[4]《国闻报》由严复主持,自家的报纸刊出如此报道,可知素怀教育救国之志的他,对出任总教习一职也颇有些跃跃欲试了。但不知何故,此议后来作罢。这样,桐城派与开创时期的京师大学堂失之交臂。
    桐城派与京师大学堂真正相遇,并在此牢牢生根,缘于张百熙主持学务。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初一日,诏命恢复在庚子兵燹中停办的京师大学堂,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湖南学术素来远逊江南和中原,自曾国藩集团崛起,人才始如云蒸霞蔚。曾国藩为学推尊桐城,桐城之学因此而风靡三湘大地。张百熙籍贯长沙,少时就读于城南书院,得桐城派名家郭嵩焘教诲,因而对该派学者青睐有加。在他接引下,桐城派学者鱼贯进入大学堂,并分任要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六日,张百熙请旨,由吴汝纶出任大学堂总教习。他说:“窃惟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臣博采众论,参以旧闻,惟前直隶冀州直隶州知州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其“主保定莲池书院多年,生徒化之,故北方学者以其门称盛,允为海内大师,以之充大学堂总教习,洵无愧色”[5]。吴汝纶接旨后,以大学堂总教习身份东渡扶桑考察学制,受到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朝野隆重接待,其所著《东游丛录》为张百熙等拟定大学堂学制提供了直接参考。张百熙原拟举严复为副总教习[6],但最终奏请添派桐城派分支阳湖派学者张鹤龄任之[7]。二月初七日,曾国藩之孙曾广铨到大学堂协助张百熙办理交涉事宜,十二月任译书局翻译科总办[8]。三月初四日,严复以“精通西文,于中学尤有根柢,于所译各书类能融会贯通,不失本旨”,被派充译书局总办[9]。五月初一日,译书局开张,林纾及其翻译助手曾宗巩、严复长子严璩等到局任笔述[10]。在大学堂任内,严复、林纾手不停挥,继续着其输入西学的翻译事业。同时,严复积极为张百熙整顿大学堂事务出谋划策,并手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颁行。八月,吴汝纶弟子绍英任支应提调[11]。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清廷于大学堂实施在学务大臣节制下的总监督负责制;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张百熙举荐,大理寺少卿张亨嘉受命担任大学堂总监督[12]。隔年(1905)十月,张亨嘉聘桐城派学者郭立山任国文教员。郭立山籍贯湘阴,为郭嵩焘族侄,张百熙门生,受知于曾督学湖南的张亨嘉,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13]。正是由于张百熙的擘画,桐城派学者联翩登进,在大学堂传道授业解惑,为桐城之学的发展,为这座国家第一学府的现代化,创下煌煌业绩。
    桐城派在京师大学堂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是在柯劭忞主持大学堂经科和总揽校务之后。柯劭忞是吴汝纶的女婿兼弟子,研究元史的大师,宣统元年(1909)正月充大学堂经科监督,二年(1910)八月十八日暂署大学堂总监督[14]。柯氏在任期间,所聘经科、文科教员多为桐城派学者:宣统二年(1910)正月,林纾、郭立山、马其昶和姚永朴任经文科教员;同年十二月,陈澹然任高等科教员;三年(1911)二月,尚秉和任高等科教员[15]。一时间,大学堂里到处弥漫着桐城之学的气息。陈澹然籍贯桐城,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师事方宗诚,受诗古文法。其人恃才自负,狂放不羁;其文权奇动宕,恣肆自喜,常有逸出桐城藩篱之外者[16]。他继郭立山为国文教习,讲课时,宗尚《孟子》《战国策》《史记》,尤喜为纵横家言。《战国策》之文素以枝蔓沓冗著称,经他笔削后峻洁有力,使学生获益匪浅[17]。此一时期,大学堂里,单是追随林纾学诗古文者就有:黄濬、沈觐冕、李景堃、蔡璐、姚梓芳、刘复礼、胡璧城、陈器、姚鹓雏、缪承金、唐宗郭、史鼐、廖道传、胡祥麟、梁鼎元、郑训寅、郭步瀛、顾大徵、关棠、李道同、邹应宪、章撷华、王黻灿、杨绪昌、李振声、张国威、王之栋、段世徽、田世谦和刘盥训等[18]。
    桐城派在北京大学达于彬彬之盛,是在严复主持校务之时。14年前,严复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擦肩而过;14年后,机会再一次来临。民国元年(1912)2月25日,对桐城派学者一向礼敬的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聘请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3日,袁世凯允准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任命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上任伊始,严复将经、文二科合并为文科,拟请桐城派学者陈三立、姚永概主持。陈三立坚辞不允,姚永概则欣然命驾,出任文科教务长。数年前(1906),因姚永概推挹不遗余力,严复就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此番严、姚在大学堂复遇,相处欢洽异常。同时进入北京大学的桐城派名流尚有李景濂、吴闿生。李景濂为吴汝纶莲池书院弟子,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以研究《左传》名家,受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和文科经学《左传》门教员,有《左传讲义》手稿存世[20]。吴闿生为吴汝纶之子,贺涛弟子,曾留学日本,声名早被燕冀,时任袁世凯总统府僚佐,受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务长[21]。此前已在大学堂任教的林纾、郭立山、姚永朴和尚秉和,此时仍予留任。桐城派诸家在北京大学一时郁为文栋。严复任职期间,解决了办学经费困难,抵制了教育部停办大学的乱命,在呈给教育部的《文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中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设想[22]。严复任职不到一年,在教育部留日派和校内少数激进的革命学生挤兑下被迫辞职[23]。10月1日,袁世凯聘请章士钊接替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24]。章士钊籍贯湖南善化,堂兄章寿麟为曾国藩幕僚,因救兵败投水自尽的曾氏有功而受到擢用。章士钊青年时代拜读曾国藩所撰《欧阳生文集序》,对桐城派不胜向慕,“隐然以求衍其派于湖湘之责自任”[25]。其终生所嗜好的柳文也是桐城派的典范。虽然章士钊因事没有到任,但他和严复后先出掌北京大学,也可窥知桐城派学者在当时政、学两界声势之一斑。
    1912年12月27日,章士钊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何燏时接任。1913年11月5日,何燏时辞职;11月13日,胡仁源接任。1916年12月,胡仁源辞职;12月26日,蔡元培接任。此后直到1927年6月,蔡元培实际长校五年有半,其他时间多由蒋梦麟负责校务。在这一时段,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的关系时而稳定,时而摇荡,几位老辈林纾、姚永概、李景濂和姚永朴等先后离开北京大学。何、胡、蔡和蒋均为浙江人,均对那位有大学问的革命乡贤章太炎及其弟子情有独钟。数年间,章派学者蜂拥而至。有清一代学术以乾嘉学派为最盛,派中大部分学者以汉学反对宋学,一部分学者又以六朝骈文为正宗,否定唐宋古文。桐城派是宋学、唐宋古文的嫡传,因而与乾嘉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而持久的汉宋之争和骈散之辨。这一争辩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国。章太炎及其弟子学宗乾嘉,文尚魏晋,与桐城派恰好针锋相对。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内外,以陈独秀、胡适和章门弟子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与以林纾、章士钊和胡先骕为代表的桐城派之间,发生纷争。新文化派要求激进变革,视桐城派为谬种,桐城派希望在变革中有所保留,嫌新文化派矫枉过正。在双方纷争期间,一些桐城派学者如王景歧、何基鸿、章士钊、方孝岳、柴春霖、单丕和贺培新等入北京大学任教;桐城派学子如张厚载和李濂镗等入北京大学就读;北京大学学子如法科的张曰辂、张若旭、吴景林、刘书钵、贾应璞,国文科的柯昌泗、马金涛、李炳瑗、陆宗达和贺翊新,土木工程科的李钺,以及马瑞徵、王双凤、李述礼、黄福墀和胡孝澜等,拜吴闿生为师,在吴氏创办的文学社内接受桐城派训练[26]。即使在桐城谬种谥号家喻户晓的日子里,北京大学学子各尊所闻,仍有人在屋子的一角,“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27]。在那个充满矛盾和思想自由飞扬的时代,新文化派与桐城派一起,共同渲染、烘托着时代气氛,共同塑造着北京大学囊括大典、海纳百川的精神气度。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主要由北京大学师生发起。在北京大学之外,桐城派政治家徐世昌总统给予了理解、容忍,傅增湘、章士钊和严修给予了。徐世昌对桐城之学高度认同,一直视自己为桐城派中一员。其外祖刘敦元籍贯桐城,为刘开族父行。他曾拜谒吴汝纶,“求为先慈作墓表,为先外祖诗稿作序”[28]。就在当选民国总统前一年(1917),他说:“丙戌同年多文人。贺松坡,余从之学文;柯凤荪,余从之学诗。”[29]贺涛、柯劭忞皆为北方桐城派文宗。傅增湘于光绪十七年(1891)入莲池书院,从吴汝纶授读[30]。严修曾拜入吴汝纶之门,恒称“挚师”[31],执弟子礼至恭。这些桐城派中的要人,在五四运动的惊涛骇浪中,均对北京大学师生施以援力。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文坛新旧并存。白话文学流行,但古典文学仍是巨大的精神存在。日本学者今关天彭经过深入研究以为,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仍有相当的影响力”[32]。1933年2月8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向朱自清等表示:“读新文学者实较读文言者为少。”朱自清以为,冯氏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33]。抗战军兴前后,古典文学成为凝聚民心、塑造国魂的重要资源。1942年,教育部颁布《大学国文选目》,命举国大一学生一律修习,内容皆为古文。北京大学与多数高校一样,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长期居于核心地位,桐城之学在其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西南联大时期,杨振声等把新文学引入大一国文教学中,由于杨氏是北京大学1916级学生,受过姚永朴等桐城名家化育,因此,他能将桐城派的风致和教读方式揉入新文学的教学中,而被冯友兰等称为“新桐城派”[34]。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当桐城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逐步被边缘化时,一批具有桐城派学养的学者却活跃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讲坛之上。1927年至1931年,邓之诚被聘为历史系讲师、教授。1931年至1937年、1939年,钱穆被聘为历史系副教授、教授。1931年至1932年、1935年至1936年,柯昌泗被聘为讲师。1932年至1933年,徐中舒从史语所到历史系兼任讲师。桐城派与北京大学史学有缘:早在北洋政府时代,桐城派学者如李景濂、尚秉和、邓之诚、柯劭忞和史鼐等就已经在北京大学担任史学课程。徐中舒早年追随胡远浚研读桐城派古文[35]。邓之诚的曾叔祖为姚门弟子邓廷祯,他绍继家学,“文风笔法宗桐城派而有所更张”[36]。钱穆学问根柢在桐城之学[37]。柯昌泗为柯劭忞之子、吴闿生弟子。桐城派一直有兼综文史的传统。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当桐城派的古文在文学领域难以保有其曾经的卓出地位时,其尊史的传统却使其在中国史领域焕发异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桐城派逶迤数百年之后,终于到了终局的时候。在谢幕前夕,硕果仅存的一些桐城派学者在北京大学的历史、美学、文学和印度学等学科领域,仍然于阴晴不定中耕耘着。史学家周一良、邓之诚、袁良义、王会庵和孙贯文,美学家朱光潜和宗白华,古典文学史家、散文家吴小如,印度学家、散文家季羡林,都各有成果问世[38]。
    二  面对“五四”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在这两场互相关联的伟大运动中,同属维新阵营的桐城派与新文化派之间出现异同。他们都主张变革,都感时忧国。但是,桐城派学者反对新文化派的激进,期待在变革中有所保留。尽管存在分歧,但对于包括新文化派在内的北京大学师生的爱国行为,桐城派政治家以理解之同情给予了容忍,桐城派学者以仁人之心给予了支持。桐城派诸家的行为既促成了五四爱国运动目标之实现,也在共和初建的年代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一)在变革中保留
    在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以陈独秀、胡适等为领袖的新文化派在民主与科学旗帜下,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否定旧道德、旧文学。桐城派因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居的经典地位而受到轰击。事实上,自道咸之后,为迎接西方挑战,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学者最先参与引领中国走出中世纪,面向现代世界。甲午战后,吴汝纶、严复和林纾等继武前修,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激进地要求变革。但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及其年轻的追随者主张在变革之时,能够保留传统中一部分优秀因子,以作为再造文明的基石。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桐城派这些老辈和新文化派同属维新一脉:前者先行,并泽被后者;后者循前者之辙而进,取其激进,而弃其所保留。在新文化运动中,如果说新文化派属于左翼,桐城派就是与其根连、又与其相对的右翼,二者均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只是,新文化派的领袖站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传统的立场上,只见桐城派学者保守传统的一面,而无视其一直以来对于变革的积极追求,争论由此而起。这场争论在北京大学内外展开,参与争论者除教育总长傅增湘外,均为北大人。新文化派带领北京大学以狂飙突进方式前行,桐城派则为北京大学增添了沉着稳健的气度。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新文化派和桐城派相辅相成,共同丰富、深化着北京大学的精神内涵,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新的灵魂。
    桐城派一些老辈经历了从激进到渐进的思想转折。初始,他们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将炎黄之胄推出黑暗洞穴、沐浴现代之光,一意反对守旧、推崇西学。后来,他们阅世渐广,学养渐深,逐步意识到,中国传统中多有可与西学转相发明者,周孔之教经过西方思想淘炼,照样可以成为重建民族精神的砖石,由此而对中体西用的思想产生了认同。光绪二十五年(1899),吴汝纶说:救种之道,“必以士大夫讲求西学为第一要义。”[39]又说:“非广立学堂,遍开学会,使西学大行,不能保此黄种。”[40]然而,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在东渡考察时发现,日本引入西方器物、制度和思想的同时,仍然保有大量传统文化因素。这促使其重新审视传统的现代价值,从而提出“周孔之遗泽,历久常新”[41]之论。严复是晚清对西学理解最透辟的学者。他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名作,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猛烈抨击专制政治和文化,号召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接着,其带有创作成分的译著《天演论》风靡海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以科学的名义震荡着沉睡的中国。但自1912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起,他明显皈依传统,欲将北京大学的“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42]。1913年,他发起组织孔教会。1914年,他提出:“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武器发掘淘炼而已”[43];“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44]。林纾如吴汝纶、严复一般,也经历了从激进到渐进的思想转折。
    许多新文化派学者是在桐城派老辈向西方取经的劳绩庇荫下成长起来。在思想上,他们无不受到严复、吴汝纶倡导的进化论影响,无不以进化观念为其思想核心。陈独秀在1915年《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说:“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45]胡适倡言以白话代替文言的依据,就是被他视为公理的进化论。他在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46]这是他的名句,也是文学革命取得成功的理论基础。在文学上,新文化派学者多半受惠于林纾的译作。据周作人回忆,他与鲁迅都曾爱读林译小说,林纾在近人中对他自己影响最大,对鲁迅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和严复。他在《林琴南与罗振玉》中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47]胡适说:“自己年轻时‘总共看了上百部’林译小说,故写起叙述文时,颇受其影响。”[48]关于桐城派老辈在新文学演进中的历史地位,周作人说:“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49]周作人以为,桐城派是新文学运动的开端。这无疑是中肯之见。
    在新文化运动中,桐城派学者与新文化派共具进化理念,因而赞同新文化派提出的伦理、文学变革主张。关于伦理变革,1919年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在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函中说:“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纪纲,镌于人心,濡于学说,阅数百千年。其间节目条教,习惯蜕衍,或不适于现代,亦属在所难免。”[50]以进化的眼光看,传统中一些伦理观念已经不适于现代,对其进行变革理有固然。关于文学变革,方孝岳1917年在《我之改良文学观》中说:“陈、胡二君定白话文学为将来文学正宗,实为不易之论。”[51]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李濂镗1917年在《致胡先生》中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八事“条条精锐,良能发人猛省”[52]。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学生张厚载1918年在《新文学及中国旧戏》中说:“陈、胡、钱、刘诸先生之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研究之趣味。仆以为文学之有变迁,乃因人类社会而转移。决无社会生活变迁,而文学能墨守迹象、亘古不变者。”[53]胡先骕1919年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说:“陈、胡之言固不无精到可采之处。”[54]章士钊1919年底在题为《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讲中说:“胡君适之提倡白话,反对古典文学,在一定范围以内,其说无可驳者。”[55]
    在新文化运动中,桐城派学者与新文化派之间也存在严重分歧。
    首先,桐城派学者反对新文化派的激进态度,主张渐进。傅增湘认为,传统中不适应现代的伦理固然应变,但当渐改,不当锐进。他说:“改革救正,自有其道。以积渐整理之功,行平实通利之策,斯乃为适。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辞,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56]方孝岳说:“使今日即以白话为各种文字,以予观之,恐矫枉过正,反贻人之唾弃,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故吾人今日一面急宜改良道德学术,一面顺此日进之势,作极通俗易解之文字,不必全用俗字俗语,而将来合于国语,可操预券。”[57]李濂镗说:胡适所提八事,“第六第七不用典、不讲对仗两款,确有矫枉过正之弊。……诗用典必适当、对仗必自然则可,不用典、不讲对仗则不可”[58]。张厚载说:“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会之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改良文学,是何等事,决无一走即到之理。”[59]胡先骕说:陈、胡之言“过于偏激,遂不免因噎废食之讥。”他主张使用“简易之文言”,不赞成“以驳杂不纯口语”代替文言[60]。
    其次,桐城派学者反对新文化派弃旧图新,主张调和新旧,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创新。章士钊以为,文明的发展建基于人类知识、经验的逐步积累之上,没有对先辈业绩的继承,就没有人类的进步;社会的进化是在新旧杂糅、从旧到新的移行中实现的,新的时代绝不会与过去时代没有关联。因此,“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61]。胡先骕说:“人之异于物者以其有思想之历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若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不亦难乎?……故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居今日而言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则前途当未可限量。否则,徒自苦耳。”[62]
    第三,桐城派学者反对废除古文。胡适等主张言文合一,摒弃文言,以白话代之,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林纾在《论古文之不宜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等文中反对尽弃古文,主张文白并存,在白话风行之时,给古文留下一线生机。他认为,古文中存有中国元气;古文有时以一言而关乎国家之夷险,有时足以动人忠孝之思;古文是白话的根柢,无古文就不会有好的白话文学;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也无碍科学;古人得一称心之作殊为不易;若使今人读古人原书,必使其研习古文;今日古文已在声消烬灭之秋,不必再用力革除;欧洲文明发达,并没有废除拉丁文,日本人求新之时仍然视旧为宝。职是之故,古文应予保留[63]。林纾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一个文学改革家:除了翻译小说外,他曾在戊戌变法前一年(1997),采撷民间文学元素,创作《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庚子年(1900)在《杭州白话报》上发表白话道情,一纸风行;1919年3月,在受到新文化派攻击奚落之时,仍然在《公言报》上开辟“劝世白话新乐府”专栏。因此,他并不是反对白话文,而是希望延古文一线于不坠,希望在变革中有所保留。结果却是,林纾一败涂地,到1949年后,白话文最终一统天下。以今观之,完全废除古文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大障碍。当日林纾落败,又岂仅为其个人伤心之事。
    第四,桐城派学者反对废除戏曲,也反对以改革为名从根本上对戏曲加以破坏。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陈独秀和周作人等新文化派名流以西洋戏剧的写实为准衡,全面贬斥中国戏曲,以为中国戏曲太抽象,太脱离生活,演唱单调,脸谱离奇,舞台设备幼稚,内容无理想,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在文学、美术和科学上无丝毫价值。胡适虽无意消灭戏曲,但主张“废唱用白”。张厚载时为北京大学学生,却已是蜚声菊坛的剧评家,其艺术实践和理论功力迥非寻常可比。他以匹夫之勇力战新文化派众多师长。在《我的中国旧戏观》中,他从专业角度为旧剧声辩。他以为,中国戏曲的特点是抽象而非写实;其表演自有规律;其唱功具有表达感情的力量,可以永久存在,不能废掉[64]。他的这些见解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二)在分歧中支持
    1919年夏季,由北京大学发动和领导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国内各阶层爱国之忱,也引爆了政坛固有的派系冲突和南北政争。学潮与政潮互为渗透,互相借力,使这场民运最终实现了罢免亲日派官员职务和拒签巴黎和约的目标,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向深广处发展[65]。桐城派总统徐世昌的斯文作为以及傅增湘、章士钊、严修、马其昶和姚永概的有效支持是这场运动能够取得硕果的关键因素,他们的理解、容忍、支持和仁爱在这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熠熠生辉。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营救学生日夜奔走。在学生5月7日获释后,蔡元培为避免学校和学生受到进一步牵连,于5月8日递交辞呈,翌日悄然离京[66]。此后两月有余,学界为挽蔡掀起巨澜。在这一事件中,桐城派诸家的表现可圈可点。5月10日,教育总长傅增湘向北京大学挽蔡代表马叙伦、马寅初和李大钊等明确表态:“自己诚恳挽留蔡校长。”[67]5月14日,徐世昌下令挽蔡:“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68]在蔡元培辞职之事上,桐城派大家马其昶和王树枏没有乘便行事,格调高洁。蔡元培说:“八日午后,尚有见告政府已决定更换北京大学校长,继任者为马君其昶。我想再不辞职,倘政府迫不及待,先下一令免我职,一人之不体面而犹为小事,而学生恐不免起一骚动。我之急于提出辞呈,此亦其旁因也。今我既自行辞职而继任又为年高德劭之马君,学生又何所歉然而必起骚动乎?”[69]蔡元培辞职前后,政府先后拟任命马其昶、王树枏接任北京大学校长[70]。马其昶为张裕钊、吴汝纶弟子,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北京法政学校教务主任。王树枏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少为曾国藩所赏,长与张裕钊、吴汝纶相切劘,后官至新疆布政使。马、王均著述丰赡,以经史文章负海内众望,同膺清史馆总纂,均与徐世昌为道义学问之交。政府欲马、王出长北京大学,明显与徐、马、王三人的桐城派背景相关。就桐城派在清代以降学坛的地位论,就马、王在南北学界的资望论,主掌北京大学,二人虽比蔡元培略逊,在当时也算上佳之选。但与后来“谋攫取北大校长之地位的”[71]胡仁源有别,马氏并没有对政府的拟命作出任何回应,王氏则坚辞不就。马、王峻拒的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与京城知识界挽蔡意见一致,希望自己不要成为蔡氏返京复任的障碍。
    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被捕案轰动一时,桐城派诸家积极参与营救。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带着争取“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72]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到北京新世界散发。这份传单由陈独秀起草、胡适英译。当陈氏正站在楼顶扬洒时,京师警察厅警察出其不意,将其揪获。6月22日,章士钊致电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说:“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陈君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吁恳龚氏为国惜才而救之[73]。同日,他又致电北洋政要王克敏,表达了救陈的迫切心情。严修命其子严智怡携带自己的手书谒见徐世昌。严智怡代表其父以为,不能以陈独秀言论太新而裁判他,“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严智怡之言令徐世昌“颇动容”[74]。
    最为学界久久称誉的,是马其昶、姚永概对陈独秀的营救。作为新文化派的主将,陈独秀对桐城派剖击最力,但马、姚并未因此而衔恨。据报道,“桐城派的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诸人也不以政府为然,常常向人表白说:主张不妨各异,同是士林斯文一体,文字之狱,万不可兴”[75]。6月25日,马其昶、姚永概等致函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云:“陈君本系书生,平生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历年办理教育,潜心著述,在学界似亦薄奏微劳”,因而恳请吴氏“曲赐矜惜,准予保释”[76]。由于各方施以援手,陈独秀于9月16日获释。陈独秀行事一贯决绝、专断。1925年,群众因晨报馆偏右而焚之,陈独秀赞成这一暴力行为,胡适则不能苟同。他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77]胡适希望陈独秀对待不合己意之事,能有如桐城老辈似的容忍、仁爱的雅量。
    三  建设现代学科
    桐城派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博雅传统。自方苞起,桐城派学者多学贯经史子集四部,姚鼐尤以兼收义理、考据、辞章之长为鹄的。桐城派诸家进入北京大学后,荟萃中西学术,把博雅传统扩容,各依性之所近,在不同知识领域寻幽探胜,为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国学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们强烈的求知渴望、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卓越的学术成果,丰富着桐城派,也有力地型塑着北京大学的科学精神。
    在北京大学确立现代学制和学科建设过程中,张百熙、张之洞、吴汝纶和严复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张之洞曾向其从舅、桐城派岭西五子之一的朱琦问学,也算是与桐城派有些瓜连。奠定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学科建设格局的,就是这个带有浓重桐城派色彩的精英群体。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观点,是其个人主张的理论概括,也是清末新潮学者的共识。二张、吴、严为北京大学设计的学制和学科建设蓝图,连同早先(1898)梁启超执笔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从头至尾贯穿着中体西用原则。吴汝纶呈给张百熙的考察报告《东游丛录》,翔实记录了日本在创立现代教育体制中取法西方、保留传统的情形。这一报告成为张百熙拟订大学堂章程的参考。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张百熙主持制订的《钦定大学堂章程》凿破混沌,把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转化为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学科、工艺科、商务科和医术科等七科。这一章程虽经公布,却未实施。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由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负责起草的《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设立八个分科大学: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78]。这两个章程,无论七科、八科,均体现着兼容中西、中体西用的思想。严复早岁斥责中体西用之说,以为其割裂体用,为旧学张目。但他在1912年主持北京大学校务后,在重视西学的同时,更将经、文科合并,以加强中学的基础地位,同样没有逸出中体西用的藩篱。此外,严复长校后,在呈给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的《文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中提出,北京大学在建设文科时,应该对东西方文学、史学、哲学和地理学“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79]。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沿着严复的兼收并蓄思路,提出含蕴更为深广的兼容并包办学原则。这一原则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的基本精神。
    桐城系统的学者在北京大学开创了伦理学学科。张鹤龄任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时,编纂了《伦理学讲义》和《修身伦理教育杂说讲义》。张百熙在荐举张鹤龄任副总教习时,说他“学识宏富,淹贯中西”[80]。其《伦理学讲义》共有二十章,第一章为“公理公法”,最后一章为“仁义礼智信”,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框架[81]。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林纾连续三年为大学堂预科和师范班讲授伦理道德课。他以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为教本,以带有现代意味的平等的学术态度对待朱陆,凡是有益于身心性命之语尽采之,尽阐之[82]。由于林纾能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古今故事对昔贤明训加以疏解,而且语妙天下,发人深省,课堂效果极佳,那些“聆斯课之学生,咸心情感发,不能自已”。其弟子胡先骕说:“常忆此课在下午一点钟讲授,适在午餐之后,又值夏初长日、睡思袭人之时,上他课则不免昏睡,上人伦道德之课,则无人不兴奋忻悦,从可知欧西名牧师讲演号召之魔力所由来也。”[83]林纾的讲稿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桐城派学者在北京大学开拓了逻辑学学科的新境界。光绪三十三年(1907),章士钊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主攻逻辑学等。宣统元年(1909),他在对比中西逻辑思想的异同后,主张把logic译为“逻辑”,这是他对中国现代逻辑学学科的重大贡献。1914年,他与吴汝纶的莲池书院弟子谷钟秀等创办《甲寅》月刊,形成逻辑谨严的政论文风。1917年11月,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讲授逻辑学和逻辑学史,同时主持哲学门教授会。章士钊的优长在于,他能将中国的逻辑资料纳入西洋逻辑系统之中进行阐述,这使其逻辑学带上鲜明的中国色彩。其讲授极受学子欢迎,可容四五百人的大教室门户为塞,坐无隙地。1939年夏,他以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为基础,撰成《逻辑指要》一书。此书是中国现代逻辑史上的名著[84]。
    桐城派学者把北京大学建成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最高学术殿堂。朱光潜籍贯桐城,少年时代在吴汝纶创立的桐城中学受到桐城之学的熏陶,研习《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模拟欧阳修、归有光之文。他留英归来后,1933年10月初至1937年抗战爆发,因徐中舒之荐,受聘担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46年8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聘,再度担任西语系教授兼主任,此后再未离开过北京大学。宗白华1897年出生于外祖父方守彝家,方家乃桐城派名族。1952年下半年调入北京大学任哲学系美学教授,直至去世。朱光潜、宗白华学贯中西,均追求人生艺术化的理想,均以桐城之学为研究美学的根基。在中西比较中,朱光潜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宗白华则对艺术意境作了独步一时的理论开掘。他们共同将中国现代美学推向高峰[85]。
    桐城派学者在北京大学开创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宣统二年(1910)至1917年,姚永朴在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任教时,以讲义为基础撰成《文学研究法》一书。此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后先辉映,是对桐城派理论的升华,也是对中国古典文章学的总结[86]。宣统二年(1910)正月至1913年,林纾在京师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古文辞[87]。其讲义1913年6月在《平报》连载;1916年在都门印书局出版时,名为《春觉斋论文》。林纾立足桐城前贤文论,把自己从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和古文创作实践中所得,进行提摄归纳,创造性地提出意境等理论。姚永朴和林纾的著作多次再版,是后来一切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之祖。
    桐城系统的学者是北京大学中国史学科建设的主力。在宏观方面,邓之诚、钱穆讲授过中国通史。在断代史方面,徐中舒的殷周史料考订,李景濂的《左传》研究,钱穆的中国上古史、秦汉史、汉魏史,邓之诚的魏晋南北朝史,柯昌泗的隋唐五代史、宋史,柯劭忞的元史,钱穆的宋元明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构成了中国史学科的完整序列。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宣统三年(1911)二月至民国元年(1912)十二月,尚秉和在任京师大学堂高等科教员时,开始撰写《辛壬春秋》一书。该书1924年问世,分为辛壬大政记、各省记事、民党死事记、清臣殉难记、袁大总统事略等,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开山之作。柯劭忞自光绪末年开始收集中外元史资料,1919年完成《新元史》初稿。同年12月4日,徐世昌总统以《新元史》诠采宏富、体大思精,明令将之列入正史。1923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新元史》而授予作者文学博士学位[88]。柯劭忞1924年至1925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元史,并任国学门导师,使北京大学成为研究元史的重镇。此外,孙贯文在金石铭刻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斐然可观。
    桐城派学者在北京大学创立了印度学学科。季羡林上山东大学附设中学时,国文教员王崑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有自己文集,后任山东大学讲师。受老师影响,季羡林研读唐宋八家文章,用文言文模仿桐城派调子写作。其《读〈徐文长传〉书后》一文被老师评曰“亦简练,亦畅达”[89],使他深受鼓舞。《季羡林全集》三十卷,散文约占三分之一,这些作品带有浓郁的桐城派色彩。1946年秋,他留德归来,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此后数十年,他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许多原创性论著,使北京大学成为研究印度学的基地。
    此外,桐城派学者在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学科建设方面也有出色表现。胡先骕是桐城派郭立山、陈剑潭和林纾的弟子,1929年在北京大学讲授植物学。李钜出身河北邯郸,其父李景澔、伯父李景濂均为吴汝纶莲池书院弟子。他曾从吴闿生游,受诗古文法。他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纽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医学院新聘一批受过欧美医学教育的博士,这些学者代表了当时医学界的最高水平。其中,李钜因学术水平湛深,受聘担任药理学教授兼系主任,推动了北京大学药理学学科的发展。在进行医学研究与教学的同时,李钜创作诗古文辞不辍。其诗文蓬勃雄健,得莲池一派真传[90]。
    四  承雨润而茁壮
    桐城派诸家进入北京大学后,以自己的文化理想和实际行动塑造着北京大学的精神。而北京大学以其巍峨地位,聘请桐城派诸家来校主政、任教,录取桐城派学子入校就读,为桐城派的发展和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桐城派新生代因承北京大学雨露之润而成长为国家栋梁,尤值得表而出之。
    北京大学赋予桐城派学子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帝所颁《明定国是诏》云: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目的,是为了“人才辈出,共济时艰”[91]。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钦定大学堂章程》云:京师大学堂之设,是为了“激发忠爱”[92]。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93]正是在北京大学共济时艰、与黑暗势力抗战的精神养育下,一些桐城派学子走上爱国救亡之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扑击沙俄欲吞并中国领土野心,全国掀起浩荡的拒俄运动,而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正是这场运动的急先锋[94]。由师范馆学生谷钟秀拟稿的《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馆学生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痛论战守,以为俄人阴险狠辣,“无一时不置我于死地”;日、俄在东北相争,中国“大祸即在眉睫”。若处置不当,必引起列强瓜分狂潮,使“二万里幅员、四万万民庶皆将奴隶牛马受压制于他国之下”,因而必须拒俄。此书最后为学生的爱国行为辩护:“国家之设学也,专以养成忠君爱国之思想为目的。今当危机存亡之秋,间不容发,譬如一家火起,父兄长老皆焦思疲力以求一熄,而少而壮者乃袖手旁观,而以为不与己事,岂尚复有人心也耶?此学生等所以欲言而不得,不言而不能,言之而不免有越职之嫌,不言而坐视瓜分之惨而不忍也。”[95]谷钟秀在光绪甲午乙未之际拜吴汝纶为师,是吴门杰出弟子。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在大学堂的陶铸下,积极参与拒俄运动,成为坚定的爱国者。由他代表全体京师大学堂学生起草的这篇上书,以北方桐城派特有的铿锵激越笔法,表达了莘莘学子对于民族的责任和救国热忱。谷钟秀大学堂毕业后就学于早稻田大学。辛亥革命后,参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曾创办《中华新报》《正谊》杂志,担任宪法起草委员、北洋政府农商部长等,为推进民主宪政竭尽绵薄。著有《中华民国开国史》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学生成立了一个名为实践社的秘密救国组织,这个组织属于国民党,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李大钊领导。实践社领袖邓文辉1927年与李大钊等一起,牺牲于张作霖政府的绞刑架上。1924年,北方桐城派宗师贺涛之孙、吴闿生入室弟子贺翊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很快秘密加入实践社,邓文辉等的遇难没有动摇他和同伴们的意志,他们继续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
    桐城派一批青年学者在北京大学为人师表,受北京大学哺育,获得自信,获得声光,为自己的青云事业奠下雄厚根基。方孝岳出身桐城鲁谼。鲁谼方氏自雍乾间方泽起,始被服儒雅。姚鼐曾向方泽问学,方泽之孙方绩、曾孙方东树又以姚鼐为师。此后,方宗诚向族兄方东树问业,又得曾国藩奖掖,学问有成,并传理学、诗古文法于二子守彝、守敦。方守敦便是孝岳之父了。鲁谼方氏本为乡野之民,因世守桐城派家法,人才辈涌,成为诗礼望族。方孝岳191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任国文教员时,年才22岁。胡适初见方孝岳,握其手,连声说:“真没有想到你是这么年轻!”[96]当时预科教师多为学界名流,本科刚毕业的方孝岳能膺此教席,自然得益于其出身桐城世家,也得益于其为马其昶准女婿的身份。方孝岳入北京大学前两年,已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改良文学观》,挑战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观点,但这并没有影响他顺利跨入红楼。由此可以窥知桐城派在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诸人内心深处的真正分量,也可知这座高等学府兼容并包的襟怀。方孝岳以北京大学为新的起点,后来成为卓越的桐城派研究专家、中国散文史家和音韵学家。贺培新是贺涛之孙、吴闿生弟子,其诗文得桐城派真传,其篆刻得齐白石神髓。1924年,他刚自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即受聘担任北京大学造型美术研究会导师,时年21岁。同年,他在该研究会主办的《造型美术》上发表《篆刻学·总论》一文,提出“篆刻必以秦汉为宗”[97]之论。两年后,他离开导师岗位,向更高的文艺境界迈进,成为名动京华的学者。
    一些桐城派学子经过北京大学哺育,成为优秀学者。尚秉和于光绪十八年(1892)在莲池书院师事吴汝纶,二十九年(1903)成进士,次年进入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三十二年(1906)毕业考核得优等。宣统三年(1911)为大学堂国文教习。1929年受聘于奉天萃升书院,1931年任中国大学教授,1937年执教于保定莲池讲学院[98]。尚氏所著《古文讲授谈》诠释桐城之学,其《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是早期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名著,而其易学研究尤称卓绝。吴闿生弟子陆宗达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1924年升入本科,追随黄侃,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著有《说文解字通论》《训诂学方法论》等。
    一些桐城派学子经过北京大学哺育,成为优秀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徐志摩早岁就读开智学堂两年,成为桐城派古文家张树森最好的学生。张氏继承桐城派传统,对中国地理烂熟,对吟诵极为在行。据说读一句带“乎”“耶”的文章,“那尾声要拖至二分钟以上”,比京剧名角龚云甫的唱腔还要好听[99]。徐志摩在开智所做古文《论哥舒翰潼关之败》就颇具桐城派韵味。胡适、吴其昌称徐志摩的散文成就不在其诗歌之下,徐氏又将弟子、桐城派嫡传方玮德及其姑姑方令孺引入新月派中,这一切均与其早岁拜入张树森之门有关。徐氏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1918年在北京大学法科就读两载,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接着留学英美,积极参与“北大留美同学会”“北大留英校友会”的活动;1924年秋至1925年3月,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美文学。1930年应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办校务。1931年2月,再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100]。徐志摩一生的成就和声望,皆与北京大学紧密相连。汪曾祺在小学毕业后的暑假,从邑中名儒韦子廉问学。韦子廉学问渊博,对桐城派钻研尤深。汪曾祺说:“先生日授桐城派古文一篇,督临《多宝塔》一纸。我至今作文写字,实得力于先生之指授。”[101]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京派风格的《大一国文》成为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书。而沈从文的教诲则对其日后成为名作家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北方,自曾国藩总督直隶提倡文教后,数十年间,桐城宗风笼罩燕赵大地。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生活于天津的吴小如在进入北京大学前就开始学习写作桐城派一路的古文。在回忆少年学伴毕基初时,他说:“最使我们感到疏远的(不,毋宁说是感到水火的),乃是他弄‘新文艺’,我治‘旧辞章’;他写他的新诗,我作我的‘桐城派’”。在回忆任教中学的生涯时,他说:“我读高中时,一度学过作文言文;此时乃从张纪方老师专门学写桐城派古文,每成一篇,即呈先父玉如公批改。”[102]吴小如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后,受教益最深的是俞平伯、沈从文和废名。这三位先生都是京派作家。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在古典文学和京剧研究方面造诣至深。其怀人散文收入《红楼梦影》一书,篇篇可读;论学之作也多以散文之笔出之。可以说,他既是一位优秀学者,也是一位带有桐城派浓重色彩的杰出散文家。
    桐城派新生代在北京大学精神培育下,一方面继承桐城之学,另一方面吸收新的文化成果。他们为桐城派带来了活力,也在现代化道路上,与桐城派之初心渐行渐远。
    注释:
    [1]季羡林:《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序》,见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卷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作者在该书中对于北京大学的源流有翔实考证和严谨论述。
    [2]桐城派在数百年发展过程中,有主干,有枝蔓。如何确定一位学者的桐城派身份,一直是学界的难题。进入近现代以后,由于学科纷繁,众多与桐城派相关的学者分布在不同的知识领域,这为其身份的认定更增加了一重困难。在本文中,笔者为了论述的方便,勉强提出“桐城系统”的概念。这一概念既包括桐城派主干和离主干较近的学者,也包括离主干较远的学者。那些有明确师承的主干学者和与主干较近的学者,笔者径以桐城派称之。
    [3]吴汝纶:《答傅润元》,《吴汝纶全集》(三),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206页。
    [4]《京城大学堂拟请总教习》,《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三日。关于严复无缘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的论述,见陈平原:《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14~118页。
    [5]《管学大臣张百熙奏为敬举总教习折》,见迟惠生等主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6]严复:《与张元济书》,见王栻编:《严复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7页。
    [7]《管学大臣张百熙奏保副总教习并正副总办折》,见迟惠生等主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112页。
    [8]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1898-1911)》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2页。
    [9]《管学大臣张百熙奏报大学堂开办译书局折》,见迟惠生等主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132页。案:严复于光绪三十年(1904)辞去总办一职。见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10]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1898-1911)》第一卷,第333页。
    [11]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1898-1911)》第一卷,第333页。
    [12]张戡:《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张亨嘉传略》,见《张亨嘉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13]赵启霖:《翰林院编修郭立山传》,见《赵启霖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93页。
    [14]《著柯劭忞暂署大学堂总监督谕旨》,见迟惠生等主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364页。
    [15]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1898-1911)》第一卷,第332~345页。
    [16]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290页。
    [17]赵启霖:《翰林院编修郭立山传》,《赵启霖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93~94页。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见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0页。
    [18]朱羲胄:《林氏弟子表》,《民国丛书》第四编第94种下册,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
    [19]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20]姚永概在《慎宜轩日记》(下)民国元年九月初六日条,有“李右周任《左传》”的记录,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209页。李景濂《左传讲义》手稿现由其曾孙李建雄先生收藏。
    [21]严复:《为呈覆教育部分科大学王学长等拟辞校务专任官署职务事》,见尚小明《民元北大校长严复去职内幕》,《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4期。
    [22]张寄谦:《严复与北京大学》,《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23]尚小明:《民元北大校长严复去职内幕》,《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4期。
    [24]《临时大总统令》,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1898-1911)》第一卷,第235页。
    [25]邹小站:《章士钊》,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6]王达敏:《论桐城派的现代转型》,《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27]杨振声:《回忆五四》,《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44页。
    [28]徐世昌:《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9月15日。
    [29]贺葆真《贺葆真日记》(三)1917年2月1日,见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33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30]孙英爱:《傅增湘年谱》,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5月通过答辩,第11页。
    [31]严修:《严修东游日记》,见钟叔河等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40页、第45页、第47~48页。
    [32]李杰玲:《日本学界桐城派研究述论》,《桐城派研究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第73页。
    [33]朱自清:《朱自清全集·日记(上)》(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34]朱自清在1938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与芝生商谈大一国文问题,其意见为:一,讲解如《庄子·天下篇》一类课文,因生字多,必须设法引起学生兴趣。二,教授桐城派或章太炎的文选派文章,教师使学生从总体上加以体会,今废除此二法,使学生不觉新意,乃最大失败。然所谓新桐城派的杨今甫所做的努力,却稍能体现其味道。三、必须充分认识朗诵之必要。诸说均有见地。”见《朱自清全集》(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2页。
    [35]徐中舒:《我的学习之路》,《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
    [36]邸永君:《“效法先贤任重道远”系列之十三:吾师之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5月25日。
    [37]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卷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
    [38]郭卫东、牛大勇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内部发行,第37~38页,第93页,第480~503页。第480~503页。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研究(1899-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第36~41页。按:周一良说:他随恩师张悫学习桐城派四年(《毕竟是书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王会庵是王树枏嫡孙,孙贯文是贺培新的弟子。袁良义籍贯安徽宣城,受桐城派熏染至深(庆环、闫佳琦:《袁良义:为史学研究奉献一生》,《光明日报》2015年7月18日)。
    [39]吴汝纶:《与冀州绅士》,见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吴汝纶全集》(三),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229页。
    [40]吴汝纶:《答李季皋》,见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吴汝纶全集》(三),第310页。
    [41]吴汝纶:《答新闻记者论中外教育》,见施培毅、徐寿凯点校《吴汝纶全集》(三),第448页。
    [42]严复:《与熊纯如书》(三),见王栻编《严复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05页。
    [43]严复:《与熊纯如书》(五十二),见王栻编《严复集》(一),第668页。
    [44]严复:《与熊纯如书》(六十二),见王栻编《严复集》(一),第678页。
    [45]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1915年第1卷第1期,第3页。
    [4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第2页。
    [47]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1924年12月1日,第3期第5版。
    [48]郑延国:《胡适晚岁八论翻译》,《潇湘子译话》,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页。
    [49]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50]傅增湘:《致蔡元培》,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6页。
    [51]方孝岳:《我之改良文学观》,《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第4页。
    [52]李濂镗:《致胡先生》,《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
    [53]张厚载:《新文学及中国旧戏》,《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期,第620页。
    [54]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第3期,第169页。
    [55]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第11期,第160页。
    [56]傅增湘:《致蔡元培》,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三),第286页。
    [57]方孝岳:《我之改良文学观》,《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第4~5页。
    [58]李濂镗:《致胡先生》,《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
    [59]张厚载:《新文学与中国旧戏》,《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期,第621页。
    [60]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第3期,第172页。
    [61]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第11期,第161页。
    [62]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第3期。
    [63]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2月8日;《畏庐三集·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见《林琴南文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第26~28页;《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见《文艺丛报》1919年第1卷第1期,第7页。
    [64]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4期,第343~348页。
    [65]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95~117页。
    [66]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0~266页。
    [67]《晨报》1919年5月11日,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
    [68]《大总统令》(1919年5月14日),《政府公报》1919年5月15日。
    [69]《晨报》1919年5月13日;天津《益世报》1919年5月17日。转引自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254页。
    [70]《晨报》1919年6月7日。转引自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260页。
    [71]蔡元培:《自写年谱》,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二),第217页。
    [72]陈独秀:《北京市民宣言》,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1919-1922)》(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6页。
    [73]《章行严请释陈独秀》,见强重华等主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3、64页。
    [74]涵庐:《传闻异词的陈独秀案(通信)》,见强重华等主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58页。
    [75]涵庐:《传闻异词的陈独秀案(通信)》,见强重华等主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59页。
    [76]《安徽同乡会吴传绮等函警察总监请准予保释陈独秀》,见刘苏整理《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选编》,《北京档案史料》2009年第2期。
    [77]胡适:《致陈独秀》,《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7页。
    [78]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3~164页。
    [79]张寄谦:《严复与北京大学》,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60~161页
    [80]《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副总教习并正副总办片》,见迟惠生等主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112页。
    [81]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215~216页。
    [82]林纾:《师范学校中学校修身讲义序》,见《师范学校中学校修身讲义》卷首,北京:商务印书馆,1916年。
    [83]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见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84]赵敦华等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史稿(1912-2012)》,内部发行,第4页。邹小站:《章士钊》,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146~147页,第196~200页。
    [85]宛小平:《朱光潜年谱长编》,未刊,第72~73页,第161~163页。宛小平:《朱光潜及其美学》,王德胜:《宗白华及其美学》,分别见金雁主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朱光潜卷》卷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宗白华卷》卷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86]许结:《姚永朴与〈文学研究法〉》,《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1期。
    [87]张旭、车树昇:《林纾年谱长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73页。
    [88]崔建利:《近代大儒柯劭忞》,见崔建利校注《柯劭忞诗集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89]季羡林:《我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90]李钜诗文手稿现由其侄孙李建雄先生珍藏。
    [91]《著明定国是变法维新谕旨》,见迟惠生等主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16页。
    [92]《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1898-1911)》第一卷,第87页。
    [93]鲁迅:《我观北大》,见《鲁迅全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8页。
    [94]郝平说:在这场“拒俄爱国运动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可以说是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除学生外,上到大学堂副总教习、教习、助教,下到一般工作人员几乎都参加了这次运动”。见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293页。
    [95]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47~149页。
    [96]舒芜口述、许福芦撰:《舒芜口述自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97]贺培新撰、王达敏等整理:《贺培新集》(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17页。
    [98]李征光:《尚秉和生平考述》,见《周易文化研究》第五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0~348页。
    [99]吴世昌:《志摩在家乡》,见吴令华编《吴其昌文集》(五),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年,第157~158页。
    [100]曾庆瑞:《新编徐志摩年谱》,见《曾庆瑞赵暇秋文集》(十一),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5~433页。秦贤次:《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订》,见《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101]徐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13~14页。
    [102]吴小如:《毕基初及其作品》《回忆中学作文教学》,见《红楼梦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第217页。
    作者简介: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安徽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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