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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吉尔伽美什史诗》等著名史诗，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留给后世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这些史诗内容广泛，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潜心开展古代两河流域史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关学者表示，进一步深化古代两河流域史诗研究，对于推进我国亚述学等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留在泥版上的文明脚印 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等民族先后生活在两河流域，他们在泥版上用楔形文字书写下了许多珍贵文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欧阳晓莉表示，古代史诗，尤其是《吉尔伽美什史诗》这样的经典作品，在古代文明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这些史诗可以发挥作为古代文明“名片”的作用，它们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受众的注意,并激发起他们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这些史诗往往浓缩了其所处古代文明的根本特性，其内容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灵的互动、社会结构以及道德价值观念等，通过史诗可以了解孕育史诗的古代文明，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古代两河流域居民留下的包括史诗在内的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史诗中的英雄人物，是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崇拜的对象。对这些作品的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些古人的思想和心理特征，从而了解古代两河流域社会的性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刘昌玉这样表示。 我国两河史诗研究相对缓慢 古代两河流域史诗研究是亚述学的一部分。该学科作为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亚述学最大的特点是需要掌握古代楔形文字，掌握苏美尔语及阿卡德语，在释读原始楔形文字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亚述学已发展为一门显学。而在国内，亚述学曾长期处于研究人员缺乏、学界影响甚微的局面；进入21世纪后，亚述学得到快速发展，研究者数量增多，一批论文及专著开始出现。 由于包含多方面内容，古代两河流域史诗受到了许多中国学者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已去世的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曾翻译过《近东开辟史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拱玉书出版了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的专著，首次将这部苏美尔史诗译为汉语。对于《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中的一些关键情节，国际亚述学界一直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经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吴宇虹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在这部史诗中，基什和乌鲁克这两大城邦争霸的缘由，是位处河流上游的基什控制了苏美尔的经济命脉——幼发拉底河的水利资源，进而要求下游的乌鲁克臣服。 但是，我国学界对于这些史诗的研究仍存在许多缺憾。例如，现有《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译本，还是20世纪80年代由翻译家赵乐甡先生根据日文译本转译而成。这一译本在当时填补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研究的一项空白，但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该译本也存在一些不足。它并非依据史诗原文的直译本。此外，时隔多年，国际学界对该史诗的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而这些新成果还无法在该译本中体现出来。 对此，欧阳晓莉表示，我国史诗研究进展相对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还没有成熟的、能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多数古代两河流域史诗的汉语译本（包括评注本和普及本）面世。这些史诗作品如果都有成熟完整的汉译本，那么掌握楔形文字就不再构成研究的严重壁垒。刘昌玉提出，亚述学在国内学术界还属于“冷门中的冷门”，其研究者数量比埃及学等领域还要少，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亚述学研究者很少将包括史诗在内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而文学研究者往往又不懂楔形文字。 多举措强化史诗研究 为改变目前国内古代两河流域史诗研究相对冷清的局面，学界需要在人才培养等方面下大力气，同时做好普及工作。刘昌玉表示，首先，要培养既懂楔形文字又懂文学的人才，以从事古代两河流域文学研究或比较文学研究。其次，要解决学科归属问题。目前，在国内高校，亚述学基本被归入历史学领域，学者多研究历史领域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专门的亚述学研究机构。最后，加强宣传教育以及高质量普及读物的编制工作。国内有一些群体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感兴趣，但该群体比较分散。许多人接受的相关知识多来自普及读物，此类读物中的错误可能以讹传讹，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欧阳晓莉一直将《吉尔伽美什史诗》作为其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重点之一。她建议，在高中和大学本科教育阶段，应加强对《吉尔伽美什史诗》等古代两河流域著名史诗作品的普及。阅读和了解这类作品的受众人数的增多，也会促进将来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学者数量的上升。此外，国内亚述学学者也可以考虑相互合作，把史诗从楔形文字原文翻译为汉语。 记者 张春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