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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荒煤先后担任过边区文联副理事长、《北方杂志》主编、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主任、华北文联常务理事、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委员、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武汉市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兼文艺处长、中南军区与四野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并代表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和访问，中间发表文章、通讯、报告若干，并出版报告文学集《新的一代》及论文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1952年10月，陈荒煤被调回北京，担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由此开启电影事业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他不断有文章发表于《文艺报》和《人民日报》等重要期刊杂志，并主持召开诸多电影方面的重要会议，努力落实体制改革，并带团队出国参加在捷克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电影创作会议，即使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坚持对电影事业的指导和分析工作。他一边积极带领团队去国外吸取经验，同时努力应用和改革国内的电影创作和评论机制，并在理论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夏衍评价他为“（他）把编剧、导演、演员当做同志、当做朋友，对他们有感情，所以话讲得坦率，既有由衷的欢喜，又有中肯的批评……我觉得，对中国电影来说，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教训。” 而这种真实，无论是表现在电影行业还是文学创作上，恰恰正是陈荒煤自年幼时代便已确立的写作风格。“我始终觉得在学习期间，应该尝试着去写各种题材……我尝试着从各种现象里面去发掘题材，而且尝试着怎么去写它”（《长江上∙后记》），“艺术性，是指把现实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加以整理、组织和集中，使得生活更有现实性，更有典型性，而绝不是生活以外的东西”。如果说青年时代陈荒煤的作品是一支忧郁的歌，那么参加革命后，他从敞开的心扉中所唱出的就是战斗的歌，也是更加振奋人心的时代之歌。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剧本或评论，都是作家在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结果，更是历史的产物。陈荒煤笔下所流露出的强烈的时代特征，正是其作品保持活跃生命力的深层原因。 但历史发展总有曲折，波及到个人则尤是。10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陈荒煤也被停止了工作，在不同地方之间调来调去，惟一不变的是接受批判，甚至在已经56岁的年纪再次入狱，度过了长达7年的监禁生活。等到60多岁的陈荒煤出狱时，当年好友已零落无几。至少他还是幸运的，几年之后平反，先是在重庆市图书馆抄写卡片，后被调回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关于此后的一些文学创作，陈荒煤这样剖析自己：“建国以后，我完全放弃了创作，只是结合工作的需要，写了一些评论文章。怎么也没有想到，经过十年动乱，重返文学工作岗位上来，居然又提起笔来写了一些散文……我也相信，老年人的心灵，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渐渐被千丝万缕的种种欢乐、激情、悲痛、不幸所不断缠绕，也终于会形成一层硬壳。但正如俗话所说，人心总是肉做的。它不能不通过热血的循环而跳动，不能不随着思想情感的变化而跳动，它终究不能变为一颗只记载历史年龄的化石。” 正是因这份实事求是的责任感和始终如一的谦虚原则，陈荒煤始终认真对待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把写作当成一门科学、一门艺术，始终遵循着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来分析种种文艺现象和探索艺术发展的奥秘，这使其既能写出对具体现象精到而细微的分析，又能对全局运行和发展趋势有明察的思考力。鲁迅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明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污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等到已年近70的陈荒煤谈到从前和现在，也说：“一个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新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愿我这年近70的老人，也还能为迎接一个新世纪的到来，为新的一代写点新的散文。”他做到了。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