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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和《忧郁的歌》带有典型的陈荒煤早期创作特色。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堪可称为中国历史上布满血泪的最黑暗的时代。作家在《长江上》中以其独特的阴暗笔调深刻地刻画了劳动者、知识分子和流浪人的生活：一个叫做独眼龙的从前当过码头工的退伍兵在长江轮船上跟着做茶房的他从前的老伙伴住在一块。作者就描写他住船上的一段生活和他的身世回忆，以及他周围几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习惯。在他们那种污浊环境里的污浊生活的表面之下，有多少由生活所掀动的灵魂的风浪和人性逶迤！多年的漂泊生涯之中，“独眼龙”的身体渐渐垮了，老婆孩子也都不见了，家更是早就没有了，眼前的生活，是“一天一天破烂了”的长江都能引起他的悲感。阴郁与悲戚交织的时代阴影之下，全中国不知有多少“独眼龙”都遭遇着和他一样的生活：出门去寻找较好的生活，带回的却只能是一个更坏的境况。在船上永远临不到太阳照耀的下舱里，独眼龙又要走了，“他不惯于平凡而充满了污浊的生活”，但，他又能走到什么地方去呢？作者没有给我们答案。也许任何人都无法给出那个答案，只有社会和时势知道。作者借助对该类长江水手的生活，写出一类“污浊”的下层者的灵魂，自然带着非常浓郁的忧愁，但作者把这种忧愁当作了社会结构的毛病，结尾处透露出对新社会的隐约展望。船过另一省界的时候，独眼龙指着那里的山头，说那里的兵都不肯打了。这是意味深长的暗示，更是作者深思熟虑后祭出的慈悲。这个时期正是作家从苦闷中挣脱出来坚定地奔向革命的思想转变时期，结合后期他对自我作品的剖析，“一个人的思想和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的，不可能所有的观点都是一贯正确的”（《解放集∙前言》）。作者始终坚持以真实的笔触去写作自己熟悉的题材，因此体现出一股渴望表现的热情，“主要是那个时候，尽管年轻幼稚，但的确是真实的感受，甚至暴露了不健康的感情……然而，它却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的产儿。”（《荒煤短篇小说选∙自序》） 鲁迅曾说，“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也就不成其为艺术……（创作）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出一个突变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陈荒煤的此类小说，正是通过对普通生活和人物的真实描绘和独特表现，广泛而真切地反映出时代的社会现实，从而使其作品，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精神面貌提供了一面镜子。 “七七事变”及北平沦陷后，陈荒煤与他那些流亡的同学组成“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山东、徐州、河南一带活动，曾在南京公演了独幕剧《七∙二八之夜》。该剧由陈荒煤和他的好友郭安尼共同写作完成，由此开启了作者另一种才能：创作剧本。此后，陈荒煤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后转入文学系，代理系主任，同时继续自己的写作事业。他先后带领鲁艺文艺工作团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采访并亲自在前线参加了两次战斗，搜集了大量八路军的材料，尤其是他对陈赓将军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同年，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作了《陈赓将军印象记》《刘伯承将军会见记》《新的一代》等报告文学。年幼时来自父亲有关“革命”的血脉延续，结合母亲和姨母带给陈荒煤的文学启蒙，在这个青年身上尽情地融合与绽放；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些如影随形的贫困、压抑，都化作他笔下那些温暖真挚又深刻妥帖的文字。不到30岁的陈荒煤在参加完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及时创作了独幕剧《我们的指挥部》，同时要求深入基层进行创作，继续写出反映时势的优秀剧本和文学作品。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荒煤带领部分鲁艺的同事离开延安去游击区工作，之后又决定留在边区筹建边区文联。此时的陈荒煤，肩上的担子已经不止是一位创作者，他开始承担更多的行政和领导职务。写作依旧是他的爱好。1945年底，短篇小说选《一个人的觉醒》由重庆雅典书屋出版。30岁出头的陈荒煤，生活得忙碌又充实，他的人生之路开始渐渐走入一个新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