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 本网记者 张雨楠/摄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政权临川王刘义庆所编著的一部笔记小品，记载了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的名士轶事。正始玄学与东晋玄谈学是其中的精彩部分。通过这些资料，可见当时许多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的情形。一般说来，正始年代的玄学受政治的影响甚大，而东晋之后的玄学则趋于清谈性质。清谈是思想对话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与平台。通过清谈，思想对话加以碰撞，火花得以飞溅。曹道衡先生在《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中曾指出：“谈玄已经成为一种习尚，成了士大夫们身份的一种象征。人们在各种交际场合都少不了它，士族们相见，交谈的主要内容是玄理，作诗唱和的内容也是玄理”。士大夫在围绕玄学命题进行清谈论辩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要涉及文艺作品，形成对于作品的批评与议论。文艺创作与山水赏会一样，成了清谈思辨与感悟天道人生的对象。中国古代类似于古代希腊的那种辩论术，只有到了这一阶段才趋于成熟，留下了许多关于清谈析理之美与风流之美的资料。《世说新语》这部笔记的成因本身，就是编者心仪此种风流之美编著而成的。 一、清谈对话与名士品格 在《世说新语》记载栩栩如生的名士论辩与清谈资料中，我们至今可以感受到汉魏两晋人们通过清谈促进对话、解放思想的情境。孔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但是在思想领域中，两汉的儒家很难做到。倒是在魏晋玄学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因为思想对话而形成了“和而不同”的风范气度。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对于清谈这样评价道：“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1]宗白华先生对于清谈与王弼给予很高的评价。 中国古代的思想与学术，在两汉大一统封建专制统治漫长的压抑环境下，皇权至尊，士人受压，出现了与先秦百家争鸣相比有所倒退的局面。两汉时的扬雄与东方朔，对于士人自身命运与思想自由的丧失有所反思与批判。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独语成了惟一的思维方式。儒生们在皓首穷经的过程中，思想缺少创新与交流，随之出现经学的党同门而妒道真。 到了魏晋时代，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世说新语·文学》类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对话与清谈来促进思想的成长是一种时尚。见善思齐、和而不同的心态与行止随处可见： 何宴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宴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这里记载的是王弼与何晏的故事。何晏在当时有权势，重玄才，名望远远大于王弼。但在一次玄谈聚会上，他见到年少的王弼之后，让他与理胜者辨理。王弼果然名不虚传，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一座之人，而且自为主客，即自己设论加以辩驳数番，为一座之人所不能及。于是一座之人倾心感佩，何晏也不得不服。这则记载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人对于清谈人物惟贤是举、见贤思齐的风气与心态。 正是这种惟贤是举、不拘资历的风尚，使得当时那些神童般的玄学天才，如王弼、卫玠等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引领玄学清谈的新锐，这些人往往也因为玄思与清谈过度而早逝。在《世说新语·文学》类中，还有两条关于何晏与王弼的记载：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何宴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刘孝标在第一条记载的注中引《魏氏春秋》曰：“弼论道约美不如晏，自然出拔过之。”何晏注释《老子》之后，见到王弼的注解在感悟方面胜过自己，于是心悦诚服，感叹王弼对于天人之学是真正有所体会与创见的。 何晏对王弼的叹语是“可与言天人之际”，意思是指与王弼可以重新讨论天人之学，而这种对话与讨论是新思想赖以形成的前提，正始玄学正是依托此而生成的。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也可以说是天人之学，孔老儒道的根本差异与相互会通的地方，也可以说表现在这方面。何晏之所以说可以与王弼讨论天人之学，是指王弼重新开始了对于天人之学这一古老命题的讨论，赋予这一古老的哲学题目以全新的思路，从而荡开了思想与学术的心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