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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子围中篇小说《长大一相逢》，《芒种》2017年第11期 津子围是一位脚踏实地、执著写作的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叙述空间很大，无论写都市白领还是普通市民，无论直面现实还是回望童年，他关注的都是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中篇小说《长大一相逢》就是这样对现实有感而发的作品。 作者所感的是亲情。谁都有父母，有亲戚，有家庭，而亲情是维系着亲属、亲戚和家庭的重要因素。小说题目“长大一相逢”来自唐代诗人李益的一首诗：“喜见外弟又言别”。这首诗写的是亲人之间真挚的情谊。津子围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家族的亲人们相互之间来往的故事，但让他心生感慨的并非家族亲人之间的融洽亲情，而是他发现，在这份亲情中再也寻觅不到李益诗歌中的意境，虽然同是“长大一相逢”，但相互之间都在为各自的利益算计，亲情不再是亲人间的情感交融，而已经沦为一种伦理形式。小说采取第一人称，从父亲去世开始写起，在父亲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来参加葬礼的亲戚只有三位，这个结果令讲究礼节的家里人感到极度失望，更没想到的是，三位亲戚的出现，又在全家生活的池塘里掀起了微澜。亲戚们为了送钱的事情相互之间产生了隔阂，表面上的客套和应酬掩饰不住内心的冷淡。作者由此撕开口子，一步步触摸到城市伦理的痛处。城市不像农村具有浓厚的家庭氛围，城市人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因此更多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而不会把家族和亲情置于特别显要的位置，甚至会把亲情作为一种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 小说人物宋连胜在农村长大，后来到城市求发展，曾四处找亲戚们借钱做生意，借了钱不仅不还，还抱怨要他还钱的亲戚不是好人。终于逮住机会发了财，成立对外贸易公司，当然要在亲戚前面炫耀。宋连胜在亲戚中的名声很差，但他又是家族意识最浓的一个人，他发财后的愿望是组建一个宋氏集团公司，把宋家的兄弟姐妹都招到集团里来。“我”的经历从另一角度证实了亲情难以维系。亲戚们常来造访“我”家，“我”也尽量给予帮助，但妻子说我俩的婚姻不能捆绑上你的家族，七大姑八大姨都连扯带挂，令她不能忍受。而“我”则认为妻子太自私，也不近人情。两人开始由冷暴力到恶语相加，以致最后彻底决裂。父亲葬礼上亲戚们的表现再一次刺激了“我”，于是开始梳理亲人之间的关系，反思亲情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这篇小说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版的家族小说，家族小说的所有元素它都具备了，更重要的是，小说的主题深刻触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意识。津子围从日常生活的细节进入，让童年回忆与现实生活相对应，映照出亲人间曾经温馨的亲情在今天是如何逐渐淡化甚至僵死化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在传统社会中不仅是血缘关系，而且也是基本的生产关系，个人命运与家族命运密切相关，只有在这种情景下，传统伦理才具有较大的约束力，而亲情则起到润滑的作用。但进入现代社会后，家族基本只具有血缘上的意义，个人利益不再被家族利益所压抑，而且新的社会伦理要比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传统伦理对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个人命运不再依赖于家族命运，人们也就淡化了家族关系，亲情也就变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存在。小说由亲情扩展到家族意识，津子围正是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家族故事探讨家族意识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我”经过一系列的事件终于明白了家族意识的衰落是无可挽回的趋势，“这里有理的问题，也有情的问题”。 津子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客观反映家族意识衰落和亲情丧失的现实。在这篇纯粹采取日常生活叙述方式的小说中，他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细节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这突出体现在黄巧玉和“我”这两个人物的言行上。黄巧玉和“我”是这个家族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家族的涣散和亲情的丧失怀有深深的忧虑，也有意要将家族凝聚起来。津子围将黄巧玉塑造成了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现代女子。她提出要建立家族的教育基金。这一设想很有深意，说明她抓住了传统家族意识衰落的根本。传统的伦理观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已经难以解决家族之间的矛盾，只有让家族的成员都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以现代文明改造传统伦理，才能使亲情正常化。“我”一方面非常赞同黄巧玉的建议，但却认为家族不过是人类大树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枝蔓，不妨从人类进步的角度去对待家族的衰落。他们两人对于家族和亲情的意见还真有点相反相成的味道。津子围也不表明他赞成谁，而是让“我”不小心点击了删除键，将邮件的内容全部抹掉了——这才是小说的结尾，它把思考的接力棒扔给了读者，相信读者自会得出最恰当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