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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爱情中的这种“亲密关系障碍”，亲情关系的疏离是更让人不忍的现实。《他的怀仁堂》中，范广荣与范斌父子虽然彼此记怀却不能走得更近，否则只能带来陌生和恐慌。即使是在父亲弥留之际，范斌依然无法通过肢体接触来表达爱意，“一想到永远无法让范广荣明白，他们彼此离得这么近，却再也不可能再近的时候，他就得赶紧转过身来。就是因为差着这么一点距离，范广荣的话到范斌那里，就有了奇妙的变形”。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拥抱了儿子，范斌头一次感觉到父亲的胸膛有着那么巨大无边的“宽厚”，然而“他的身体猛然一缩，感觉自己消失了，从范广荣敞开的慢慢安静和冰凉下来的胸膛那里”——尽管他最终冲破了横亘在心里几十年的障碍，却再也无法弥补父亲在世时爱而不能爱的遗憾。 如果说范斌与父亲的距离受母亲离世和周遭环境的影响更多一些，那么由中国特殊的家庭育儿模式所导致的相互间的不信任而滋生的疏离感，在《多声部》中体现得更为强烈。妻子火星四溅的埋怨、岳母喋喋不休的说教、婴儿没完没了的哭闹，成为环绕在范斌周围的“多声部”，尽管他默默承受这一切，却依然不能获得任何理解与信任，想寄情花木亦不可得。这两篇小说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架构体现了詹姆斯·伍德所谓的小说的“微妙性——分析，质询，考虑，感受压力的那种微妙”，而“表现这种微妙只需要一个小口子就行了”，《他的怀仁堂》是养老，《多声部》是育婴，它们都有着新写实式的对生活情境的细腻甚至极致的观察，又流溢着巨大的反思性的心理关怀，即人们面对至亲之人所表露出来的疏离之感和由此映射出的生活的悲剧本质。 在谢络绎的创作中，还有一类是写武汉故事的，这个“外省女子”以自己热情的体悟和观察在众多已成气候的武汉叙事之外兀自找到一条生路，那就是书写城市化进程之下人与城的相濡以沫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居的乡愁”，其中代表作是《六渡桥消失之前》。既然是写武汉，这个小说自然少不了热干面般沸腾的市井气质，六渡桥出来的汉口女子许阿满甫一出场即是活色生香的，她的嘴不饶人，心软面硬，还有那些生活里的小聪明和小算计，不由得让人想到《生活秀》里的来双扬、《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不过谢络绎并没仅停留在对许阿满所代表的那种热辣城市性格的描摹上，小说接下来通过许阿满夫妇在老城的生活前史链接出一个“声誉满三镇，购物在六门”的六渡桥小世界，只是在都市化改造的大势之下，六渡桥的风情早已消失殆尽，惟有那些老户居民以记忆和厮守做着徒劳的捍卫。谢络绎在这个小说中不仅写出了一种对老汉口的留恋和渴慕，也呈现了这种渴慕在现代化进程中那珍贵的脆弱。小说结尾，许阿满和王汉生一路从新居走回到六渡桥大陆里，仿佛一次重访生命来历的追溯，王汉生固执地相信，即便六渡桥天桥拆了，“这个地方还在，从来都是这样”。然而，小说最后一句话以特别中性的陈述语调——“2014年12月1日晚上7点，六渡桥天桥主体桥面拆除完毕”——在王汉生的寄望中添了几丝苍凉，随着六渡桥大陆里老人们的逝去，他们充满个人体验的“当下的过去”最终将变成一种没有体验附着的“纯粹的过去”。谢络绎在小说中所体现的对大时代中的普通百姓的道德关切和那种“批判的抒情”，让这个市井故事有了更深沉也更悲情的人文底色，在经济和消费的助推之外，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居民的集体记忆是否也可以构成城市改造的内驱力，这确实值得思考。 谢络绎曾多次谈到文学之于她的意义和她对待文学的虔敬之心，她说：“文学的本质是一种能将现实中稍纵即逝的某种体会捕捉后进行拉伸的力量，不单指向情爱，更多的是个人的迷惘和挣扎。”的确，从早期的《外省女子》《卡奴》到《少年看到一朵牡丹》《到歇马河那边去》，再到最近的《多声部》三部曲，她写作格局的拓展和创作观念的嬗变是显而易见的，她越来越能超逸于游移不定的感性叙事，为作品注入更广阔的思考和对人生更冷峻的观察，因此，其小说体现出越来越丰沛的现实指涉力和对社会问题的勘探意识也就顺理成章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