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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当代中国文论面临问题的理论反思 倘若如上描述分析不无根据，那么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就是，当代文论界的焦虑与困惑根源何在？或者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焦虑和困惑？在哪些方面突出地表现出了这种焦虑和困惑？在笔者看来，问题的根源始终在于，究竟应当如何建立当代文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以及当代文论应当如何面对当代文学实践，建构能够呼应时代要求的文学观念和理论范式，能够对当代文学现实做出切实有效的理论阐释和评价分析，能够切实介入文学实践从而起到应有的价值导引的作用。 近年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建”问题被再次提出来，无疑跟以上所说的理论背景有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然而，理论重建的前提，是应当对当代文论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首先重建理论观念，并找到重建的理论基点。具体而言，联系上面所做的探讨，笔者以为目前值得着重反思和探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个问题：“后理论”时代理论何为？理论的功能是重在解构还是建构？彼此构成怎样的互动关系？当今时代文学理论还有建构的必要与可能吗？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专章讨论了“理论是什么”的问题，他的简要回答概括了四点：第一，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第二，理论是分析和推测。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或语言，或写作，或意义，或主体的东西中包含了些什么。第三，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第四，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2](p16)在他看来，理论最重要的特质与功能是“自反性”或反思性，特别是对常识的批评。从他的一些具体论述来看，也可看出他所强调的更多是解构性反思。对于文学理论而言，这种解构性反思当然也是必要的。过去时代传承下来的各种文学理论，显然是那个时代的人们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价值诉求建立起来的，肯定会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后人不可能全盘接收拿来就用，理应对它进行必要的怀疑乃至批判性反思。然而问题在于，当今的文学理论是否也需要面对当代的社会和文学现实，以及当代人的价值诉求来进行建构，从而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于这个方面的问题，解构主义理论家们则似乎并不关心。毫无疑问，理论的解构与建构是相辅相成彼此互动的，缺少怀疑反思精神的理论建构很难说是真正自觉的；反过来说，没有建构性价值诉求的所谓解构反思也将是盲目和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的。解构过度而建构不足，很容易导致理论功能的迷失。当代文论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面对现实要求进行建构的问题，至于如何建构，站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点上建构，则正是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比如，对于文学本质论问题的探讨，一方面有必要对过去时代的理论观念嬗变进行历史梳理和反思，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此做出当代人的探讨和回答，建立当代人应有的文学观念、价值理念和审美理想。这种理论探讨与建构，确实如有些人所说，未必要一味去追问和解答文学的终极本质何在，但至少有必要回答当代人应该如何来理解和对待文学的问题。在这种探讨之中，实际上又无法回避文学的终极价值追求问题，否则就谈不上文学价值理念与审美理想的建构。从体、用合一的观点来理解，文学本质观念与文学价值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仍然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二个问题：当代文论所要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面对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进行反思，也许可以说，文论界普遍存在的焦虑与困惑，在很大程度上关乎文学研究的对象问题，或者说是根源于研究对象的迷失。有论者指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后期，西方文论的发展经历了从“以作者为中心”到“以文本为中心”再到“以读者为中心”三个重要阶段，此后以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的兴起为标志，当代西方文论总体放弃了以作者-文本-读者为中心的追索，走上了一条理论为王、理论至上的道路，进入了以理论为中心的特殊时代。其基本标志是：放弃文学本来的对象；理论生成理论；理论对实践加以强制阐释，实践服从理论；理论成为文学存在的全部根据。这样一来，就成为了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3]这种情况不仅在西方文论中成为突出问题，而且受其影响，在当代中国文论中也同样比较严重。此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当今时代文学本身不断泛化发展，与各种大众消费文化包括图像文化、网络文化等混杂在一起，远不像过去的文学那样纯粹和引人注目。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受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的影响，当代文论也往往转向研究各种泛文化现象或大众文化现象，对文学本身却并不怎么关注了，或者说对文学关注的热情大大降低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研究对象的迷失。其结果是文学理论变得不伦不类，变成某种泛文化理论，导致文学理论自身的“身份”迷失。或者也有研究者热衷于阐释某些边缘化的文学现象，把所谓便条改做的诗，车祸报道分行排列而成的诗，甚至列车时刻表之类，也都作为文学对象来进行所谓“文学性”的理论阐释。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说明文学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性，反而更容易模糊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认识理解，甚至有可能导向对于真正文学性的消解。[4]笔者以为，文学理论应当以公认的经典或优秀的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建立基本的文学观念，确立应有的文学价值导向，这样才有助于文学事业良性发展，使文学在当代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当代文论应当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是否需要重新梳理当代文论所要着重关注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文论界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突出地表现为过度追求所谓“创新”，过度强调所谓理论研究的“前沿性”。在有些人看来，过去文学理论着力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本质论、文学价值论、文学本体论、文学主体论、文学审美论，以及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道德、文学与意识形态，乃至曾经极为热烈讨论的“文学性”等问题，似乎都早已过时，没有什么可谈论的了。当代文论要追求创新，就要努力搬弄出一些前人没有谈论过的话题来，似乎这样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如此盲目追逐的结果，恰恰容易导致当代文论所要研究问题的迷失。应当说，理论研究要注重创新和前沿性本身并没有错，而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研究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和前沿性？在笔者看来，当代文论的创新探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代文学实践得到新的发展，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提出来研究。比如，在市场经济和文化产业化条件下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大众文化潮流中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新媒体时代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等。另一种情况是，当代文学实践的新发展，对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研究探讨，做出呼应当今时代要求的新的回答。对于如上所述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也许可以说，过去的理论研究所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或文学观念，或许存在某种历史局限性，可以认为已经过时了，但是这些问题本身仍然存在，并不过时。这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遇到挑战，也就成为前沿性问题；能够对这些问题做出呼应当今时代要求的新的回答，这也是一种理论创新。然而，当代中国文论界往往跟在西方文论后面，热衷于搬弄谈论一些新潮前沿的问题，如种族、性别、身份、身体、文化符号等，离文学问题相距很远甚至没有多少关系。主张文学理论的跨界或跨学科研究不能没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以文学为本体，是着眼于对文学问题的研究，否则，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迷失，也就必然导致文学理论的自我消解。当今提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建”，也理应对当代文论的基本问题进行系统梳理，确立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相关问题，然后才谈得上有针对性的创新探索和理论重建。 第四个问题：当代文论研究的价值功能与价值目标何在？文学理论研究要向何处去？它又要将文学研究和文学实践引向何方？通常说“文学是人学”，是关乎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的审美活动。同样，对文学的研究包括文学理论在内，也应该是与文学的意义价值追求相一致的。当然也应该承认，文学还是一种语言艺术，它有艺术表达的文学性问题，同样，文学研究也要注重对文学性问题的研究，包括语言学、修辞学、叙事学、符号学的研究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语言艺术是服从于人学与审美的，文学性也是服务于文学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表达的，同样，对文学性问题的研究，包括语言学、修辞学、叙事学、符号学的研究在内，也应当是以阐释文学的人文意义和审美价值为前提、出发点和归宿的。然而，从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研究转向开始，却把文本的“文学性”作为研究的中心，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学、修辞学、叙事学、符号学的研究上。这种偏向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文论的走向。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文学创造就成了如何摆弄语言结构的一门“技术活”，文学研究也就主要是语言学、修辞学、叙事学、符号学的问题，文学理论成为了某种专门化的“知识”，文学理论研究也被看成是一种“知识生产”，如此等等。在这种理论观念的转变中，文学的人文意义和审美价值，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淡忘或者被遮蔽了。这不仅仅是文学研究问题的误置，更是文学价值目标的迷失。从文学理论的价值功能而言，它不只是理论本身的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也不是在文论系统内部的自我循环式知识生产，而是要对文学实践发生影响的理论创造活动，它应当有利于促进文学实践的良性发展，导引文学在当代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是这样，文学理论本身就需要有自己的价值信念、审美理想和文学信仰，否则，就会缺少理论应有的思想力量，也难以对文学实践起到积极促进和引导的作用。在当下文学实践本来就陷于多元混杂价值迷失的情况下，倘若文学理论不能进行积极的价值引导，反倒自身陷于价值迷误形成误导，那就是一种更大的失误。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学理论研究不只是要说明文学事实如何，更要回答文学应该如何。因此，就不能仅限于对当下文学事实做“实然”性的、“存在即合理”式的分析研究，而是还有必要引入“应然”的价值维度，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观照与价值评判，建立应有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价值理念和审美理想。在这方面，新时期初至199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在现实主义复归论、文学审美论、文学主体论、新人文精神论、新理性精神论等理论建构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价值目标追求。然而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价值目标追求则是明显地弱化了。对此显然值得认真反思，并且理应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建中得到重视和强化。 第五个问题：当代文论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建，是否需要一定的理论资源为依托？以及应当依托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应当说，这个问题在“失语症”和“强制阐释论”等话题的讨论中已经被凸显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研讨和回答。从抽象的原则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资源无疑都是需要的，然而一旦具体化，却实际上面临着很多复杂问题。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论本来是我们的传统，理应得到传承，但究竟如何传承并没有得到具体落实。“失语症”问题讨论中曾提出过“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命题，也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呼应，从总体上看，好像还是宏观层面上的原则性问题讨论居多，而在具体的理论观念、范式、方法、话语的层面上，如何进行现代转换，如何与当代文论研究的具体问题对接，并且如何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实际运用，却似乎并没有得到切实推进。还有中国现代文论，究竟是过于移植外国文论已经“失语”了，还是在借鉴外国文论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文论新传统？当代文论话语重建能否完全抛开这个传统，其中有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对这些问题文论界的看法仍然分歧很大。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无疑值得反思。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来是极富于革命性和批判精神的理论资源，而且具有极为丰富深刻的入学价值内涵，非常有助于我们的当代文论建构。然而在当今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它或者被神圣化、原则化或“指导思想化”而高高悬置，并没有把它的思想灵魂真正注入到当代文论的价值理念中去；或者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贬抑排斥，或者被一些人严重误读扭曲，并没有得到真正合理而有效的阐发和运用。所有这些都容易使它陷入脱离实际的更大困境，这同样值得认真反思。[5]在新时期以来的文论变革发展中，对西方文论的接受影响无疑是最大的，然而究竟孰得孰失？在当今以“强制阐释论”为命题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弊端进行质疑批驳的背景下，对西方文论还应该怎么全面认识？其中还有没有积极可取并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借鉴的东西？这是需要我们理性面对的。对于当代西方文论中那些明显给我们带来误导和不利影响的东西，学界正在进行批判清理，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从正面的意义来看，西方文论中究竟还有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作为理论资源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建中合理地加以借鉴和吸收的？这同样有必要进行一番清理和讨论，力求能形成一定的共识。目前学界这方面的讨论显得相对比较薄弱，与对其弊端的质疑批驳相比，这种建设性的清理和讨论可能难度更大，人们的顾虑和困惑也会更多，但无疑也显得更为重要。在这里，仅仅强调“批判借鉴”的抽象原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也正是当下的现实矛盾之所在。 总之，只有对以上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重新建立应有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当代文论研究的当下困境，在新的理论基点上寻求新的理论重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