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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问题在文学想象中的差异性 如何处理文学题材，取决于处理者的出发点，环境批评亦然。布伊尔说：“你如何处理一个话题，这将取决于你对出发点的选择。”[6]39如果诗性的语言是关注的中心，批评者会关注感知者在隐喻中在世界与语言之间的双向运行；如果关注点是个体的行为与环境的建构，批评者则会关注文本之外的景观与叙述者的内心景观共同建构的多重景观。布伊尔指出，地球上的各种形式都是“被塑造而成的”，即使是梭罗的作品，文本中自然的秩序与社会的秩序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与一些哲学家或作家提倡的“哲学走向荒野”“重返自然”“融入野地”等观念不同，布伊尔秉持一种开放的、包容性的“环境”观念，极力倡导“从荒野归来”“地方情结”“住宅想象”与“重新入住城市”。 生态文学创作与生态批评是文学响应当下环境危机的社会实践。文学中的环境既表征着作家对环境的情感态度，又表征着作家“在”环境中的实践行为。“我们如何想象一件事情的真假，会影响到我们对它的行动，无论国家行为还是个人行为。”[7]3布伊尔在环境想象中关注到性别的差异及其在环境表征中的“悖论”。“在男性中心立场上建构起来的自然被建构为男性主宰的领域，与此相映照，女性编码的家庭空间被象征地编码成具有女性主宰的领域，类似于对女性身体潜在的控制。”[6]109不同性别的作家有着不同的环境建构范式，而不同的模仿策略会产生不同质感的“这一个”。布伊尔列举诸多“环境文本”中的“案例”说明作家对环境的个性化建构。节选的《古兰经》段落突出了树木的生态意义，梭罗《日记》中的“树”是个历史事实，同时被精心地营造出神圣的象征意义。威廉姆斯诗歌中的“树”是尽管像是城市郊区人行道或路边草地上的树苗，但诗人对其优美轮廓的作了倾心的描写。《简·爱》节选段落中的“树”则为简·爱接受罗彻斯特的求婚提供了诱惑性的、不祥的象征背景。 三、环境想象的基本模式 (一)话语修辞模式 布伊尔认为，文本对环境进行“思考”有三种模式：话语修辞模式、表演模式和重造世界的模式。“修辞”不仅意味着通过语言来“再现”世界，还将叙述者置于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之中，环境在此过程中亦成为了一种“话语”。修辞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也存在于学术论文之中。环境的修辞既意味着排除异见的修辞，又意味着再现能力的开放，是一种“生态言说”或“绿色言说”。修辞是一种话语行为。“从修辞的角度出发，环境是作为一种可根据事实与善恶评判的话语。”[6]50语言是生态支持系统中的一种存在，人们凭借语言获得了有关环境的知识，还构建了对环境的立场，各种话语行为和叙事习惯塑造着环境文本。 布伊尔环境批评中所涉及的文本是多样的和跨学科的，文本的作者不仅有诗人、小说家，还有伦理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等。“我的批评方法体现了各种批评调查范例的融合，它是由生态历史、社会人类学、文化地理学、伦理学、现象学、宗教、文化理论和自然科学的历史以及文学与美学理论改编而来。”[8]布伊尔的环境批评是以“环境”为核心的各类话语修辞的“聚焦”与“融合”。他细致分析了不同创造主体在想象环境、景观、地方以及住所时的修辞差异。布伊尔以亚当斯和缪尔为例来阐述话语修辞模式的差异之点与共通之处。简·亚当斯关注城市、开放政策，呈现的是芝加哥景观与毒性地域，而缪尔关注荒野、隔离措施，呈现的是塞拉风景与田园欲望；约翰·缪尔喜欢通过经验假设为登山运动员、野外地质学家和冰河作用理论家的视角，而亚当斯依赖于地区社会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视域。简·亚当斯与缪尔的环境想象的共通之处在于都以文学想象为所选择的地方“代言”或成为地方的“倡导者”，主张参与环境而非静观环境，认为优化物理环境对人类和社会健康至关重要，都建议对物理环境进行严格而有效的管理等。 (二)表演模式 布伊尔认为，环境修辞不仅是一种文本，还是一种“表演”，如同公共场所的辩论一般，“环境”在此意义上成为了“演员”，而非可有可无的“道具”。“无论是哪种情况，将环境修辞与表演相联系，都会强化话语与世界的联系，即使是已经关注到修辞作为重塑世界的一种手段。”[6]47文本中的环境是“被发现”和“被创造”的修辞过程，也是展示、表演的过程。布伊尔以生态戏剧中的“仪式性”来谈环境想象的表演模式，认为剧作中的环境冲突具有“仪式性”。亨利克·易卜生的剧作《全民公敌》展现了一种细菌学革命带来的社会冲突。沃尔·索因卡的超写实主义戏剧《森林之舞》营造了一个反抗“国家仪式”的“部落聚会”，以此揭露了非洲前殖民时期的腐败。不仅戏剧的主题离不开环境，与此同时，戏剧的演出也需要自然环境，戏剧对自然环境也进行着再创造。布伊尔认为，贝克特《等待戈多》中那棵光秃秃的枯树在不同的演出地点有不同的意义，且比印刷在纸张上供人阅读的文字承担着更多的意义，这种观点足以说明布伊尔对戏剧等表演艺术中的“环境性”的重视。 环境想象中存在表演模式的依据是“环境”本身在文本中扮演着一种“话语角色”。诗歌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一个环境，言说者就在世界中，也在环境中。“环境文本”是就呈现“环境主体”的文本。“非人类的环境一定要作为一种主动的在场和参与者在文本中再现出来。”[6]51“文本”的“环境性”与“环境”的“文本性”相依相生。叙述者是作为一个环境中的“居住者”或“演出者”而存在的，没有“环境感知”，言说者将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当言说者感到自己属于某种环境存在，并根据环境存在的状况来界定自身时，言说者才可以把握自身并延伸到言说者的身体之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