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在五台，或许因为是东道，尽管山路崎岖，时晴时雨，杨遥始终保持兴致，看到什么，就随口讲个故事。有时候听的人不耐烦，杨遥便停住，羞怯地笑笑，不语。不知是因为小说写作经常被打断，养成了独特的习惯，还是杨遥始终有好的耐心——等听的人回过味来，问起故事的后续，杨遥就又慢条斯理地讲下去，仿佛不曾有过中断。从那时候开始，我差不多就单方面认定，在这个信息和意义过剩的时代，杨遥是罕见的讲故事的人。
    本雅明曾谈到过讲故事的人和小说写作者的区别：“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此人已不能通过列举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缺乏指教，对人亦无以教诲。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杨遥并非没有生命的困惑，只是或许，他秉有的天赋和他自身的际遇，让他更关心如何把困惑在故事里展开，“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
    从五台山来到雁门关，杨遥就讲起了他的雁门关故事。他曾很长一段时间借调在离雁门关几十公里的地方工作，朋友来了，他便租上一辆车，到关里转转。几年下来，他去了数十次雁门关，却没有一次带上很想去一趟的家人。有一回，明明车上还有空位，他却让家人不要跟上，以后有时间再说。看到家人失望的笑容，他说，觉得自己真是过分。后来，杨遥说，他终于带家人去了次雁门关。耐心、细致，看起来憨厚，却又眼观六路，体贴着每个人可能的委屈——这差不多也是杨遥和杨遥作品最显著的特点。
    “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者都从中汲取灵感的源泉。”对人的关心和体贴，对生活中小小善意的发现，对艰难的体认和周旋，本来就是人世口口相传的经验没错吧？杨遥写的，不就是那些置身在世界的艰难里，自己却从不失去耐心的人吗？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困窘和限制、委屈和无奈，也有失控的时刻、不由自主的瞬间，但最终，他们没有对世界的顽固和不善抱以颟顸和恶意，而是试着用自己深藏内心的善好与这个世界相处，也在其中慢慢生成自己的样子——某种好人的样子。
    讲故事的人最容易遭到的误解是，他们不过传承已有智慧，并没有自己的发现。说得明确一点，小说询问意义，是对未知的探究，而讲故事的人给出的是经验，是教诲——“趋向于实用的兴趣是许多天生讲故事者的特点……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如果‘有所指教’今天听起来陈腐背时，那是因为经验的可交流性每况愈下，结果是我们对己对人都无可奉告。”也就是说，尽管有传承而来的教诲，而为了经验的可交流性，讲故事者的每一次讲述，都要有对人世的新发现。
    这些善好的经验，虽然并不期待，却会不经意间带给人某种明亮的报偿。而这，也正是杨遥写作特别令人振奋的地方。就是这样，走过了思维、认知和情感的转角，人生的实际误区，差不多也就有了过去的可能。就像《流年》中的凌云飞，渐渐认识到了酗酒和偷盗的坏处：“上下班喜欢走在阳光能够照到的明亮地方，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儿能使他感到温暖和愉快。这时他发觉建筑的阴影和楼群的缝隙里，到处是垃圾和粪便，臭味扑鼻。而他走过的这些地方，烤红薯又香又糯；煎得黄黄的、热热的饼子散发着香味儿；散发传单的大学生围着长长的围巾，眼睛又黑又亮，脸上散发着纯洁的笑容；卖菜的老太太把各种蔬菜洗得干干净净，每样植物身上散发着柔和的亮光……”眼光变了，世界也就变了，而那个耐心的讲故事的人，也即将为自己的耐心得到报偿。
    “在讲故事的人的形象中，正直的人遇见他自己。”杨遥应该确信，这或许就是讲故事的人该领受的最好的经验和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