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先生像
    
    1962年，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站立者）在学术年会上发言。
    
    宋杨婕妤《百花图》卷（局部） 吉林省博物馆藏 张伯驹先生捐献
    近日，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张伯驹先生化私为公，陆续将其所藏大部分精品书画作品，如陆机《平复帖》卷、展子虔《游春图》卷、范仲淹《道服赞》卷等捐献或转让给国家，精神可嘉，令人敬佩。
    本文作者曾与张伯驹先生近距离接触，并致力于张伯驹事迹的研究和整理，所记载的大部分均为亲历记。
    张伯驹先生晚年曾感慨道：“余昔因隋展子虔《游春图》，自号‘春游主人’，集展春词社。晚岁于役长春，更作《春游琐谈》《春游词》，乃知余一生半在春游中，何巧合耶！”张伯驹的自叹“何巧合耶！”与古往今来的诸多巧合一样，似谜一般微妙且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可惜，“一生半在春游中”的张伯驹“于役长春”的足迹、身影、风采与情怀以及诸多离奇和趣闻却鲜为人知，令人不无些许遗憾。
    今年是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余特作闲录以示追怀纪念并飨读者。
    春游续梦
    20世纪50年代，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提出要把吉林建成“文化高地”，建成“文化热码头”。北国春城，祥气云集。一群如雷贯耳的学者、专家、艺术家纷至沓来，汇集在这片黑土地上。时任吉林艺术高等专科学校（现吉林艺术学院）副校长的耿际兰委托史怡公赴北京来请潘素，潘素提出她老伴张伯驹年纪大，无人照料不成。耿际兰是个爽快人，答应可以一起来，后据此向省里汇报，吉林省委宣传部和吉林省文化局立即作出决定，潘素及张伯驹二人同请。
    张伯驹原名家祺，别署丛碧，1898年早春出生，河南项城人。早年的张伯驹即以“贵公子”名世。张伯驹终获世人景慕源于收藏。初始，张伯驹还只是“玩”收藏，当国宝不断流失海外时，他毅然走上了“抢救性”的收藏之路。
    张伯驹两次大手笔收藏最为耀眼。一次是被世人传为佳话的三购《平复帖》。当时历史名画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已售往国外，张伯驹恐另一幅名画西晋陆机《平复帖》再遭不幸，便委托琉璃厂一家古玩店老板向溥儒请求转让。
    溥儒要20万大洋，张伯驹无力付此巨款，只得作罢；次年，张伯驹又托张大千出面愿以6万大洋求让，溥儒坚称20万大洋，事又未果；第三次即1937年底，因溥儒母丧，傅增湘从中斡旋，终以4万元购得此宝。后一画商找到张伯驹，欲以20万大洋买断，张伯驹回应“黄金易得，国宝无价”，断然拒绝。
    第二次是1946年。张伯驹得知隋朝展子虔存世名作，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绘画作品《游春图》在画商马霁川之手，张伯驹当即找到马霁川要求索购，马霁川开价800两黄金。后张伯驹多方奔走努力，最后忍痛卖掉弓弦胡同的一处宅院，后又经数次补交至170两黄金，购得此卷。
    张伯驹为了保存文物，历尽艰难。变卖房屋院落还是小事，还经历了绑票的凶险。但危急关头，张伯驹竟将生死置之度外，反复嘱咐夫人潘素：宁死匪窝，绝不许变卖所藏书画赎身。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所藏文物精品皆进入历史殿堂。1956年，张伯驹、潘素将不惜身家性命保存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卷、黄庭坚草书卷等共8件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受到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字颁发褒奖状。他还将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卷于20世纪50年代初赠与毛泽东主席，后毛主席嘱中办调拨故宫博物院收藏；隋展子虔《游春图》等已于1952年让与国家。张伯驹实现了35岁时在《丛碧书画录序》中写下的“予所收藏，不必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夙愿。
    捐献壮举一年后，张伯驹因主张解禁并演出传统京剧《马思远》，被错划成“右派”。三年后，便有吉林邀请一事。张伯驹北上虽属无奈之举，却也是人生的又一次选择。这次选择，拓展了张伯驹人生新的气象和格局。
    张伯驹一踏上这片土地便被淳厚善良的人们用特有的浓浓情义包围起来，相关领导一次次去下榻处看望，一应事项周详细致，温情脉脉，继之便是安排工作、确定薪酬、摘掉“右派”帽子、任职等，诸项业务活动随即展开。
    张伯驹来吉林的最初几年，是其晚年身心舒展、生活泛起涟漪的一段岁月。他身边的这群人里既有闻名遐迩的大学者，也有明里暗里支持他、保护他的领导加同道。
    宋振庭和张伯驹的第一次见面，是他接张潘夫妇参加耿际兰设在吉林艺专的接风洗尘便宴。
    一见面，宋振庭便紧紧握着张伯驹的手连连说：“一见如故！一见如故！”在这次宴会上，宋振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尤其强调二位皆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的到来有如久旱逢甘霖般的及时。
    时人回忆，在京备受冷落的张伯驹显得十分高兴，但话语很少，还是潘素代表作了答谢辞。最初的工作意向是安排张伯驹在吉林艺专教授书法和艺术史。宋振庭则别有一番考量，他与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党支部书记、主持工作的副馆长王承礼商量，谓张伯驹有文物收藏的爱好，安排在省博物馆更能发挥作用。王承礼欣然同意组织安排。张伯驹刚到省博时先任了副研究馆员；又过了几个月，即1962年3月，摘掉“右派”帽子后，吉林省委正式发文任命其为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馆长一职空缺）。
    63岁的张伯驹，生命之船似乎寻觅到了一个恬适的港湾。张伯驹开始大施拳脚。他披挂上阵并亲率业务人员一次次赴京、沪等地寻访、征集中国历代书画文物。寒来暑往，几历春秋，从1962年至1964年，征集历代书画225件。元代倪云林《敬亭山寺图》和以明清为主的一大批精品书画均为张伯驹组织征集入藏。另外，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畲的大量作品以及历代名人书札、册画、成扇等进入了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近现代书画基本形成了宋振庭提出的“兼容并蓄，各家齐备，成龙配套，自成体系”的格局，书画收藏品类一举跻身国内馆藏前列，在国外也有一席之地，被公认为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征集的“黄金时代”，张伯驹功莫大焉。
    20世纪80年代，笔者采访了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王承礼，其一直与张伯驹搭班子，颇为了解。在追忆张伯驹为省博物馆东奔西跑征集文物时，王承礼用了五个字来形容：“相当卖力气”。王承礼将这五个字深沉地重复了两三遍，这一幕场景至今令人感慨和沉思。
    随着吉林省博物馆书画文物藏品剧增，张伯驹于1964年便主持筹备编辑《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编辑过程中，一件事令他犯难，藏画中唯缺少宋代真迹，即便出版，也有遗憾。
    此时，张伯驹已将所藏晋、唐、宋、元名迹先后捐赠故宫博物院，唯独留下一件宋代杨婕妤《百花图》卷自娱。自30岁后“嗜书画成痴”的张伯驹愈近晚年，对书画喜爱愈甚。
    张伯驹的一段自述尤为真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他对王承礼说，上海博物馆用一万块收《百花图》卷，北京出价更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邓拓不止一次请他将此卷留给北京，他都难以割舍。确实，他的难以割舍非常人可以想象。
    张伯驹喜画，亦爱花，这是一幅《百花图》卷，他有在他的“墓前遍栽芍药，以其草木易活，我不葬花，愿花葬我”之意。
    最终张伯驹还是捐出了原指望“以娱老景”的这幅珍品，一并捐赠的还有南宋赵伯骕《白云仙峤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元代仇远《自书诗》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等60余件书法、名画和书籍等。
    张伯驹的慷慨，他的蚕丝吐尽、毫无保留，成就了吉林省博物馆“书画重镇”的地位。王承礼清晰地记得张伯驹那句平实而真挚的话语：“在吉林待一回，要给吉林留下东西。”
    张伯驹留给吉林的东西远不止于此。王承礼还追忆了他热心学术研究之事。1963年2月在长春召开的吉林省博物馆首届学术年会，张伯驹以会议组织者和专家的双重身份成为此次会议的绝对主角，他的两场学术讲座《群玉堂法帖考》和《从楝亭夜话谈曹家与纳兰容若的关系》颇受好评。
    这次活动开了吉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先河，会议规格、规模空前。张伯驹还将自己几十年来对文物收藏、整理、鉴定等方面的知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他对组织为其配备的苏兴钧、郑国两位助手的书画鉴赏培养甚为用心，既为他们开了《石渠宝笈》《书画著录》《大观录》等书目，又一趟趟地带他们回北京、跑天津、去青岛，搜求书画文物，与专家学者交流，以增长见识。
    最令人难以想象和深长思之的是，张伯驹才刚刚报到，便对这片土地生发出热烈之爱，对这里的文化生态予以高度认可。据邓散木记载：那是1961年11月19日，张伯驹造访，邓“好不惊喜”，伯驹先生兴奋地说：“吉林邀我去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我想请你一起去，我认为，到那里，大可发展无疑，你是否与夫人商量一下？”所憾的是，邓考虑自己刚刚刖去一足，头上还戴着“右派”帽子，怕连累老友，只对夫人说了一句：“是否缓一缓再说。”张伯驹见无动静仍不甘心，到吉林后，又专此赴函一封，询问“对他的建议作何打算”。邓不久又做了胃切除手术，身体支撑不了，认为“总是辜负了伯驹先生的一片真挚之心！”
    春光未负
    张伯驹在长春期间，三移宅居，一次比一次条件好些。落脚在艺专南湖宿舍不久便搬进同志街十号专家楼。
    这个日伪时期留下的小楼建筑颇有些别致，是省里拨给东北文史研究所的专家楼。在专家楼里大概住了两三个春秋，省文化局在南昌路专门为专家和领导干部建造的住宅楼竣工后，张伯驹又搬进铺有红色地板、窗明几净的小楼，他住二层，比照原来宽敞明亮了许多。
    张伯驹搬到哪里，宋振庭、高叶（时为吉林省文化局局长）、王承礼等人的脚步就跟随到哪里。他们经常或去张伯驹家，或去省博物馆，在一起谈书赏画，说古论今，气氛十分融洽。王承礼对张伯驹的关照颇为感人。
    王承礼是我国著名的渤海史专家、东北史考古学家，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张伯驹来吉林之前他是省博物馆主持工作的副馆长兼馆党支部书记。宋振庭征求王承礼意见，将张伯驹安排在他之前任第一副馆长，他欣然同意。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承礼回忆张伯驹时曾谈到，张伯驹“涉世不深，旧政治、新政治都不大懂”，“我是支部书记，从事业出发，他是人才，对他（要）爱护、保护着点，招呼着点”，“宋振庭对他照顾，我也比较照顾他”，“我们经常参加他的艺事活动，为其‘站脚助威’”。王承礼还说：“我每年都会借书画搜集等事，有意安排他回京几次，回老家住住，会会老友，疏散一下心情。”
    已过花甲之年的张伯驹谪居长春，难免有一种飘零之感，但其“玩”兴、童心、闲心半毫不减。
    张伯驹很好玩，也很会玩，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尤其是填填词、唱几句老生，兴致更浓；他的稚气还表现在喜欢凑趣、好动、好乐上。
    据时任宋振庭秘书的刘景录讲，他人生第一次听《阳关三叠》是张伯驹唱的。那时，他经常参加吉林省文史所的一些活动，一次文史所庆祝建所一周年的晚会，张伯驹和恽宝惠、向杰西、陈登元等老先生都被邀请去了，张伯驹唱了一段《阳关三叠》，很有韵味，很有余叔岩的味道。
    曹文汉教授回忆说，一次，吉林艺专美术系在二楼举办教职员工联欢会。把张伯驹也请去了，擅长者或唱或弹或拉，席间有人提议请张伯驹来一段。“他一点也没推辞，站起来就唱了一段《洪阳洞》，这是余叔岩的名剧。他弯着个腰，摆着头，闭着眼睛，气脉虽略显不足，但样子特别投入，自己也很陶醉。”
    张伯驹北上长春是一种历史机缘与巧合，促成了他晚年生命的新一轮勃发，在长春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春游琐谈》和《春游词》两部著作。
    张伯驹《春游琐谈》序中写道：“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固不止《游春图》也。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思泊，罗君继祖，阮君威泊，裘君伯弓，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旧雨新雨，相见并欢。爰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辞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此非为一时趣事，不亦复后人之闻知乎！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春游琐谈》一至六册，每册皆由张伯驹手抄，自费油印或刊印，送给省内和北京、上海等地朋友。
    1984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第一次正式出版发行此书时，张伯驹已作古两年，未及目睹。2013年在张伯驹诞辰115周年座谈会上，薛永年先生将其保存的第七册张伯驹手抄稿展示与会者并交予张先生家属保存。
    张伯驹为何要作《春游琐谈》？其自序中的两语句，颇能读出些味道来。一句是“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另一句更是画龙点睛之笔：“此非为一时趣事，不亦复后人之闻知乎！”
    “闻知”何物？《春游琐谈》是一本笔记杂著、随笔散文。其内容大致可概括为四类：历史文化见闻、书画名物赏析、民俗风物记述、古语古文考释等。
    话题还是要回到此事的初衷上，张伯驹性情原本喜作乐趣之事，但“此非为一时趣事”，亦非无关痛痒之事，其自述为“金石、书画、考证、辞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之事。诸如《北方四银行》《北平国剧学会缘起》《北京清末以后之书画收藏家》《近五十年北平词人社集的梗概》等诸多篇章，精要简明，舒朗自在，真实与学识暗含其中。张伯驹不是历史学家，但他有一句话掷地有声：他“只看重历史”。张伯驹素以儒者的情怀，关心更多后人“闻知”渐行渐远的人踪史迹。他的一部《红毹纪梦诗注》被评价为是一部“京剧诗史”；一部《洪宪纪事诗补注》，郑逸梅评为“实则成禺对于洪宪的一段事迹，无非凭着报纸所载及道听途说，凑掇而成，远不及张伯驹的目睹亲闻，较为确实。若以杜陵为史，那么这《诗史》在伯驹不在成禺了”。该书编辑吴德铎在书《前言》中云张伯驹：“以当事人说当时事，当然有许多独到处，所以他的补注也很有史料价值。”
    《洪宪纪事诗》最初出于南社耆宿刘成禺之手，此书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张伯驹著《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承继此脉，他站在社会边缘上，秉笔直书，留下不少春秋见闻，大量珍贵史料，于文于史殊为珍贵。颇具探索和研究价值。
    除《春游琐谈》外，还有一部《春游词》。我们通过这两部著作，大致可窥张伯驹是如何洒脱而诗意地生活着。
    1962年，张伯驹先后两次去辑安，时值考古发掘高句丽古墓，一次是自己去辑安参观考察，第二次是以东道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的身份接待张聪玉、谢稚柳，并陪同去参观考察辑安高句丽古墓群（200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昔日的老友久别重逢，夏季的古城辑安凉风习习，江水潺潺，杨柳依依，群花簇放，几位老友共赏历史文物和艺术真迹，可谓心醉神驰！张伯驹写下《高阳台·辑安怀古》：
    鸭绿西流，鸡儿南注，四维水复山环。形胜丸都，升平士女喧阗。刀兵一扫繁华梦，看金瓯、倏化云烟。但荒凉、万冢累累，残照斜川。
    如今换了人间事，听隔江笑语，共话丰年。到此渔郎，又疑误入桃源。当时应悔睡丘俭，甚功成、勒石燕然。算空赢、鸟尽弓藏，何处长眠！
    《春游词》收词170余首，为1961年至1965年所作，乙巳年结集时自序一则。小序引来诸多学者赞叹，不足200字的小序，我读了数遍，初读只觉字字珠玑，口颊生香；再读，味道醇厚，意境娟美，偶有丝丝凄凉；数读，似进入禅经佛境之中，似远又近地感受着一种随缘自适的人生体验，一种异样的生命形态……
    序曰，他得了展子虔的《游春图》，遂自号“春游主人”，又结“展春词社”，晚年于役长春，又写《春游琐谈》《春游词》，方晓得，自己大半生都在“春游”之中。在1898年早春出生的张伯驹，于1982年的早春离世，离世前于医院由他口授嘱人录下了一诗一词，成为绝世之作，最后一句为“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绝笔又落在“春”字上。张伯驹一生都未离开这个“春”字。
    序中又道，先他而来的词人有宋徽宗、吴汉槎、吴生还、宋未归，他自己是无可无不可。道君被俘，汉槎被戍，张伯驹是被邀，但以此自拟，毕竟是其生命下行时来了吉林，难免流露出丝丝缕缕的伤心和凄楚！转笔又道，远去边塞，易生离别之思，友情之感，亦有助于词境。最后收笔为：“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以是为词，随其自然而已。”张伯驹抵达的境界只能是读者自悟，已不赖言说。
    春深梦短
    张伯驹的好日子约略有四年光景，“文革”风暴不期而至，“批判”“打倒”浪潮瞬间席卷。张伯驹未能幸免，这一次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和打击。
    1968年秋季至1969年春季，张伯驹开始学习劳动，虽然艰苦，但张伯驹乐天知命的性格令他依然活得轻松一些。
    当时规定吸烟者需到门外，张伯驹本不吸烟，但会经常买香烟装在兜里，看见有人出外吸烟，他便借机跟出去也像模像样抽几口，实则活动一下。
    学习班结束后，张伯驹以学习尚好、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予以退职，并送往舒兰县朝阳公社插队落户。
    1970年3月，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张伯驹拖着病体，和潘素坐在一辆敞篷汽车上，两人紧紧地依偎着。刺骨的寒风，无情地吹打着两位老人，鬓角、眉毛染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大卡车驶进舒兰县朝阳公社双安大队，一个户数不多的村落，来人帮助卸下行李，将张伯驹和潘素留下。村里负责人询问两位老人何人是你们亲属，何人是你们的朋友，他们摇着头说没有。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怎么能是投亲靠友？”这一年张伯驹72岁，潘素55岁。庄稼人估摸着两位老人若无人照料，在农村无法生活，便以他们不符合“四带”条件为由，不同意落户。
    北风凛冽，大雪漫天，张伯驹潘素夫妇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第二天顶着呼啸的北风，于近处的一个车站上车，乘火车离开了舒兰，离开了吉林，返回北京。
    那时，张伯驹夫妇买不到进京车票，因此在天津下车，到了张牧石家。张牧石回忆说，早6时许，一阵叩门声，让刚刚起床的他有些意外，打开房门一看，更意外的是张伯老来了。“见面后，坐下就谈诗词、谈京剧，高兴极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张老才想起来，外面还有人呢，我说谁在那儿，出去一看，潘素在那站着，行李不多，在地上放着。”
    张伯驹谈起词、谈起京剧来，岂止是忘了潘素，“文革”中罗织的各种罪名和遭遇等一概抛向九霄云外，雪夜跋涉、列车颠簸、旅途劳顿等早已烟消云散，当他见到能与其谈词侃剧之友且畅谈起来时，顿时进入一片温馨的世界。
    “张老来了之后任何遭遇不提，就是谈词，心态实在是太好了……永远不会再有第二个张伯驹了。有人认为那样的家世，现在又这样，不定得多颓丧呢，但是他高兴极了，（一切）照样”，“一个床挤着一块睡……我和我老伴，张老和潘素，我们四个住在一个房间里，中间拉个帘子，他们夫妻在里面，我们夫妻在外面，住了18天。”
    塞北吉林，是张伯驹晚年生命的一个驿站，温情沃土，曾为其历尽沧桑的人生提供过几许生命的庇护。他在这片土地上浇注了心血；而吉林也因此多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故事，多了一笔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多了几许令人陶醉的人文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