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要“知人论世”，写文章也常会提到这个词语（成语），但对这个词语怎么解释，怎么使用，却有不同的说法。最近有网文谈如何使用“知人论世”一词才正确，并引了我一篇小文中的观点，但该文观点多有舛误，故本文拟再谈一下这个问题。
    若查词典，查百度上的各种解释，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说“知人论世”指了解鉴别人物和论说世事万象，简单说就是“了解人；论时世”；另一种解释是：“了解一个人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第二种解释是《辞海》的释文。第二种解释把“知人”也解释为了解人物，但把“论世”解释为研究所欲知的人物所处的时代，这与第一种解释是不同的。第一种解释，“知人”和“论世”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第二种解释，“知人”和“论世”有内在联系。
    人们在使用“知人论世”这个词语的时候，总是选择其中一种的。在我看到的使用和解释此词的文章中，似乎记者、作家，多取第一种解释，学者多取第二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当然不错，但缺少历史文脉，并非此词的原解；第二种解释有出典，是此词的原解，也可视为正解。
    “知人论世”一词，源出《孟子·万章下》的一段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后人将这段话浓缩，成为“知人论世”一词。这段话第一句说，学诗、读书，不能不了解作者其人。第二句说，要想了解作者其人，就要研究他所处的时世，即时代、世事。《辞海》的释文，直接由孟子这段话而来。
    朱熹是注释《孟子》的权威，他对这段话中的“论其世”三字做了自己的解释：“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前一句说，所谓“论其世”，就是要研究和论述诗书作者在其所处的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后一句说，读作品，就不能不了解作者的实际经历，因而必须考察他的行为和经历。
    朱熹这段话，是对《孟子》“论其世”三字的阐发性解释，实际上含有申说、发挥的成分。《孟子》的原话，主要是强调要研究作者所处的时世，而朱熹则更强调作者在某一时世中的作为和经历。若将两者的意思结合起来，便是：要想了解一个诗文作者，就必须知晓他所处的时世以及他在这个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
    “知人论世”实际是一种方法论。起初，它只是一种读书方法、文学批评方法；后来，又成为一种著述方法、一种研究人物的方法。
    历史上，许多文学批评家都把“知人论世”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晋人刘琨的作品说：“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是用刘琨罹逢厄运的经历，来解释其诗作何以多感慨悲愤之词。当代的文学评论家更是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考察作品。清末小说《孽海花》研究家王祖献先生这样谈自己的研究：“要了解作家的生活，‘知人论世’，故有必要寻觅足迹，探索一下曾朴的生活、思想历程与创作过程。”可知，“知人论世”是王祖献研究《孽海花》的重要方法。
    邓云乡先生写过一本《鲁迅与北京风土》，成为蜚声文坛的名著，其成功的妙诀，我看缘于采用了一种“知人论世”的著述法。此书以鲁迅的日记为经，以北京风土景物为纬，寓人物于时世之中，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活在那个时世中的鲁迅。出版家王西野先生在跋语里说：“从鲁迅接触的特定环境来研究鲁迅，于知人论世，是不无用处的。”他看出了邓著与“知人论世”之法的关联。
    “知人论世”常被学者视为重要的人物研究法。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要想评说古人的思想学说，必须先弄清古人所处的时世，否则无法评说。这是陈先生教给我们的“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
    历史学者朱成甲先生写过一本名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用的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朱成甲在后记里说：“我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的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同时也自然地涉及到与这些事件、人物的联系问题和评价问题。”朱先生是想先弄清李大钊所处的时世，再用那个时世来说明李大钊的思想和行事。他这样研究李大钊，无疑比只研究李大钊本人的材料要全面、准确和深刻得多。李新、刘桂生两位史学名家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对作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做了一句概括性的评价：“它不是让历史人物自己来解释自己，而是让时代来解释人物。”这句话是对“知人论世”的人物研究法的极好说明。
    在与人物有关的文献中，人物年谱和编年文集对于“知人论世”，对于准确地了解和评价人物及其作品，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年谱记载的时事，是“谱主的背景”。意思是，要想了解谱主及其作品，必须先了解谱主所处的时事背景。梁氏举例说，顾亭林的诗有不少是影射时事的，“假使《顾亭林年谱》不记时事，怎么知道这诗所说何事”？近年，有人编著过一本《三曹年谱》，编例说：“略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以便与谱主曹操、曹丕、曹植的社会活动和诗文内容互相参证。”可以看出，这位编著者是很重视“谱主的背景”的，他知道，若不知晓谱主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是不可能深切了解三曹其人其文的。
    编年文集在“知人论世”上与年谱有同样的功能。鲁迅先生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且介亭杂文·序言》）一个作家的作品，若按年份编排下来，便容易和时代背景相参照，作家的思想历程及作品风格的演变，便会凸显出来。已经出版的《鲁迅全集》有两种编法，一种是分类编的，分小说集、杂文集、书信集等，一种是编年体的，按时间先后编辑鲁迅作品。前一个编法有助于从文体上揣摩鲁迅的文章，后一个编法有助于知人论世，即从历史长河的流动中了解鲁迅其人其文。
    相对于“知人论世”的原解，“了解人；论时世”应算是一种别解，也可以说是对原解的一个发展，它实际已成为“知人论世”一词的另一个义项。在“了解人；论时世”这个意义上使用“知人论世”，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有时也是必须的。
    （作者为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