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园村故事》是青年作家谢尚发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录了十二篇描写南园村人与事的短篇小说。据作者在后记中介绍，诸篇除《先生》一文为无中生有的想象外，其余虽非实事，但皆有所本。亲身经历也好，道听途说也罢，那些流传在南园村的风韵故事、乡俗俚语经作者点染而为纸面上的人物，演绎了一出出当下乡村一隅的时代剧目。
    粗疏地说，小说集里的作品可大略分为两类：一类如《父奔》《梅怡》《土缘》等作品，以南园村的男女情事为关注点，表现乡村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观念的震荡和伦理的失范。另一类则以《哭丧》和《杀猪》为代表，表现乡土风习的当下命运。
    《父奔》是一则关于中年情感危机的小说。主人公忠心是以往农村题材小说中常见的“能人”形象（如《平反的世界》中的田福堂等），精明务实，日子在南园村过得颇有声色，在远近是叫得上的人物。但他的强势，除了自己农事上的能力之外，更多的来自于妻子红霞一族在基层权力机构中的势力。在被人歆羡的生活背后，忠心别有隐忧——妻子不能生育。他把心思拴在土地上，却因土地与与不幸的跛脚弱女子张艳结缘，产生了感情。事情败露后，红霞将忠心用私刑绑缚在家中，扬言要断他一条腿。对于张艳，红霞则借妇女主任一职，动用镇政府的名义，强行打掉了腹中的胎儿。情节惊心动魄，极为紧凑。忠心最终与张艳逃离南园村，在外镇落脚。红霞则再未婚嫁，随养女走了。“一下子的，家里就荒啦。院子里长满了野草，黄蒿满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乡村风流韵事。承续香火的观念偏执、生死契阔的深情，与基层权力生态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个篇幅最长的作品缠绕了更多的面向。这样的一个中年故事无关乎以脱发、养生、保温杯为标志的中年忧虑，它来自于乡野大地，带着原始的力比多躁动，透露着残酷和生机。
    
    值得注意的是，南园村的情爱故事虽然是小说关注的焦点，但作者似乎对当下乡村中是否有值得称颂的爱情抱有怀疑。俊俏本分的梅怡陷入到摆不脱的婚姻悲剧，《玉玉》以孩童的视角揭开了一个伦理失序的乡村故事，《一八九二》更是直接写了一个油滑浪荡的乡村教师。相形之下，五然和玉红的“土缘”就像是给乡村婚龄青年的爱情童话，美好得不切实际，显得绵软无力。
    相较于以上作品，笔者更偏爱关于南园村风习的《哭丧》《杀猪》。这类作品无关男女，却别有声色，虽是俗人俗事，格调较前者却要更高一些。拿杀猪来说，这一凝结着南园村文化记忆的行当，在时下的南园村渐趋没落。代金富、谢法钱是杀猪的老搭档，对他们来说，杀年猪，就跟唱大戏一样，不光要杀得好，还得杀得好看，可不只是为了挣钱！然而，风俗渐变，二人渐无用武之地。直到华山的爹娘又许了年猪，给了二人谢幕表演的机会。久不操习，代金富、谢法钱已显出老态。然而一进入逮猪、杀猪、褪毛、割肉的程序，他们仿佛又年轻、英武了起来。相对于以上诸文，谢尚发的语言风格在表现这部分内容时显得更加统一。且看这段逮猪的场景：
    ……代金富拽着钩棍子，一扎马步，身体不动，手上不停，将棍把子躲在腰间，微微前倾身子，俩手一掯一把手地朝前挪，把猪勾得更紧了。爹就要过去捉猪前蹄。代金富喊一声，过来拽住棍子，拽紧就中。一顺势，手朝后一滑，前面就露出大半截钩棍子。爹就就手，伸手一揽，左手扫过去，拽住了后面，右手扑过来，抓住了前面，双手一用力，挽着了钩棍子。接着，身子朝后一仰，腿绷直，脚稳住，猪就叫一前一后，拉拽着，拤在了当中。只见代金富手腾出，双腿一跃，跨步就到了猪身前，就势弯腰低手，一扫，拊住猪前蹄，再一倾，弹起身来，手上一用劲，画个半弧，朝上一提，猪前蹄立马腾空，猪身子嗵的一下倒了，嘴上还在不停摇摆，要挣脱钩棍子……
    这一段描写，乱中有序，动作传神，极具画面感。与紧张的情境相对应，叙述以四字、五字短语间杂其中，仿佛是咚咚咚的鼓点，调节着语言的节奏。作者毫不吝惜动词的铺排，又极为小心地规避着动词的重复。其间有对话，却无相应的冒号与引号，仿佛是情势所迫，来不及讲究形式规范，对话就扑面而来，应声而至。方言、僻字在这里的应用也不觉突兀，如“拤在了当中”的“拤”，即使不知读音，不解其意，读者在上下文语境中看到这个字也会有会心之意。这种语言风格也构成了《南园村故事》极具特色的地方。
    
    不过，笔者对于这种不避方言僻字、写起来泥沙俱下的语言风格也有所保留。在引述前特意强调语言风格与内容的协调统一，用意即在提醒作者对于叙述的克制。方言僻字的使用，偶一为之尚可，却并非多多益善。翻阅小说集可见，几乎篇篇有像“搲一瓢麦麸子”、“得着竹筐，打草喂猪哩”、“沥沥溂溂、拖泥带水”等等类似的语句。过多使用偏僻字眼，使得读者需要查看页底的注释、或者查阅字典才能理解，影响了正常的阅读，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如此一来，既不能为小说增色，反有“掉书袋”之嫌。再如“哩、啦、哇、啊、呀”等语气词，它们给小说带来了新鲜的地方特色，但用的太多也会影响表达的有效性。如何在通行的汉语规范与地方语言特色之间的权衡、取舍，以达到既能传递神韵又不至拒绝读者，我想这是作者行文时需要斟酌的地方。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作者对语言的放纵，欠缺了收束。其间有一些关于性的描写其实并无必要。反复出现，又似乎带着一些不以为然的暧昧眼光写出来，结果自然会有损于作品的格调。我想，这也是需要作者进一步打磨的地方。
    回到《杀猪》中来。杀猪之后，代金富、谢法钱回复到了衰老的本相。“有气无力，走路有点摇晃，驼背，臃肿，肉都淤住了。那股子英豪劲，烟消云散，瞧不着壮实的力道，也觅不见麻溜利索的敏捷啦”，使得华生直感慨“杀猪的时候，俩人就是神嘞，不杀猪，俩人就还是人哩”。就着杀猪菜，二人边喝酒边与主家感叹“跟不上时代喽”。他们所叹息的不是少了赚钱的营生，而是它所标示的一门手艺的没落：
    没人学啦！这手艺还算手艺？叫铁蛋学，跟着弄了两年，咋着，就是个不干了。宁愿工地上搬砖，也不想学门儿手艺。以前是靠手艺吃饭，搁今儿个，靠啥，都饿不死。谢法钱吃着，说要咱看，还是有手艺好，一辈子的事儿。那些个小娃子，哪儿知道杀猪的好！鞭炮一响，人就登台哩！杀猪可是杀猪？不是杀猪！是啥？是活儿，手艺活！
    然而，被他们珍视的手艺活，即使是谢法钱的儿子也不愿染指，其结局亦可想见。
    《哭丧》与《杀猪》有异曲同工之趣。与杀猪的没落相反，哭丧似乎在时下的南园村重又走俏。这是因为富裕的乡村，为丧葬之礼的操办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然而，巧英也面临着代金富、谢法钱同样的困扰：“哭丧这手艺活，天天操心着传给谁，要是传不下去，可就要绝在巧英手里啦。”个人面对社会变革的无力，使她也像代金富、谢法钱一样看开了这个问题，开解自己，“传，还是不传，都没啥两样”。在对师父、生母的哭丧中，她参透了这个行当的根蒂。“那哭丧，哭的不是人家呀，那哭的是自己个儿哩！不管哭谁，咋哭，可怜也好，心疼也罢，哭丧末了，就是哭个人哩！”。作品于是也就有了超出个人遭际的悲悯情怀。
    在充满了社会变革的百年中国历史中，代金富、谢法钱、巧英式的人物如恒河沙数。在文学作品中，这些“最后一个”的人物形象也绵延不绝，成为一条独具特色的谱系。从老舍的《断魂枪》、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到冯骥才的《神鞭》，直至一度在2016年引起热议的影片《百鸟朝凤》，“最后一个”往往凝结着丰厚的文化气息，对读者散发出一种诗意的诱惑。老舍曾自叹如“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对于手艺人来讲，现代社会带来富足的同时，也是“手艺的黄昏”。蒋蓝撰文，顾斯嘉绘图的《正在消失的职业》（2002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曾收集了100种在当下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职业，像弹棉花、货郎、代写书信、磨刀人、说书，以及谢尚发处理到的哭丧婆、杀猪匠等等都在其间。代金富、谢法钱和巧英是一个没落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文学不会改变手艺的命运，但可以在凭吊和纪念中，将它们作为标本收藏在文化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