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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18-02-28 文艺报 朱永富 参加讨论


    生态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生态文学”的出现,与“乡土小说”的出现一样,实际上是现代性冲击传统社会的一种表征。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人的自我膨胀和向自然界的无限度扩张,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
    “乡土小说”肇始于鲁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生态文学”也肇始于鲁迅,却往往被人们忽略。鲁迅在《故事新编》里的《奔月》中有明确的生态意识,羿箭法高超,但是他不顾后果地猎杀动物,破坏了他赖以生存的生态结构,最后落得个只能吃乌鸦炸酱面的下场。
    自鲁迅以后,“乡土小说”出现了众多作家,也分出了许多支流,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枝繁叶茂的类型。但是“生态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影响力有限。即便是在鲁迅研究当中,《奔月》的生态意识也很少受到关注。究其原因,还是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进程有关。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题主要是围绕着政治经济问题而展开,“乡土小说”首先内涵着经济主题,其次它还密切关联着政治主题。经济的主题是发展,是物质的匮乏与“富”起来的渴望。物质匮乏使人们无暇顾及生态问题。
    20世纪末,生态意识的再次出现,是经济主题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李杭育的《最后一个鱼佬儿》等作品当中,已经蕴含了生态意识,这时候的生态意识,是以生态恶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生态意识虽然出现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但是还没有明确地成为作家要表达的显在主题。
    生态问题重新成为当代文学的主题,主要是新世纪以来的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的主题,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物质匮乏的状态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经济与环境的矛盾也前所未有的凸显出来。在当代文学领域涌现出了一批生态主题的文学作品,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其中欧阳黔森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欧阳黔森的《水晶山谷》《水的眼泪》《莽昆仑》《绝地逢生》都是非常突出的生态主题创作。《水晶山谷》写山村青年田茂林先在金钱的诱惑下挖掘三叶虫化石,破坏七色谷,继而在未婚妻白梨花的影响下,为了保护水晶矿体而牺牲的故事。《水的眼泪》以南海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对比,写了水对人类的重要性。《莽昆仑》以散文化小说的形式,写了昆仑山的生态之美,构成了一部昆仑山的大型组诗。《绝地逢生》写了贵州盘江地区的人民通过种植花椒等经济作物的方式与石漠化斗争的故事。
    在当代文学的生态写作中,欧阳黔森是少见的具有地质学眼光的作家。这种地质学眼光,决定了欧阳黔森生态文学创作的两个区别性特征。
    首先,欧阳黔森生态文学创作中的时间形式是一种“地质时间”,这种时间是以亿年为单位的。所谓的“地质时间”,是地质状况发生显著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其实也就是一种地质的“生命时间”。人的生命从有到无,通常来说不过“百年”。庄子在《逍遥游》中曾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可即便这样的生命时间,与地质时间相比,还是周期太短了。地质的生命周期是以亿万年为单位的。《水晶山谷》中的三叶虫生活于二亿年前、七色谷的漂亮石头形成于七亿年前、紫袍玉带石产生于距今约十亿年。《水的眼泪》中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莽昆仑》中古老的昆仑山都有不知多少亿年的历史。在人类自身百年的时间长度和亿万年时间长度之间的对比中,人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体验到自然的崇高之美,也不能不感受到对自然的敬畏。亿万年的时间单位中,生态恶化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人类生存的困境,以及人类在生态恶化地区的消失。在这种时间形式中,生态和人类关系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不是这种亿万年的时间形式中,而是在社会时间形式中,以几十年、十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为单位,生态与人类的关系往往就没有那么明显,那么触目惊心。人类也就更容易被眼前的利益蒙蔽,对生态问题麻痹大意。
    其次,从叙事上来说,欧阳黔森的生态文学创作通常以“相遇”作为基本形式。也许与欧阳黔森的生命体验有关,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个地质队员形象,这个“地质队员”或者作为承担叙述功能人物形象,或者作为普通人物形象,总之,这是一类“寻觅者”。那些远离喧嚣的、崇高的生态之美正是通过与这样的寻觅者相遇,才呈现在人们的意识当中的。在《莽昆仑》中欧阳黔森无意间道出了这种“相遇”美学的秘密:“毫无疑问每一个人的骨子里都渴望奇迹,可奇迹从来都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不断地在寻觅中跋涉中路遇。这路遇也不是有路就有,往往是没路才有。”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是人照亮了自然物的存在,这尤其体现在《莽昆仑》上。如果不是地质队的到来,如果不是地质队中有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昆仑山的神鹰、旗树、雪狼等生态之美就只能寂静地作为不为人知的存在。人与生态的相遇照亮了生态之美,生态之美给人带来了震惊体验。
    欧阳黔森的《绝地逢生》写了贵州盘江地区人民通过种植花椒等经济作物与石漠化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浪漫主义英雄故事。这在生态文学中是少有的。人类在面对生态恶化时扭转局势,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事迹,也是贵州精神的体现。
    从整体来说,欧阳黔森的生态文学创作表现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破坏的忧虑。在罗布泊要建钾盐生产基地,需要大量用水,地质队找到水以后,大量的工业用水又可能对罗布泊的地下水造成致命的污染。欧阳黔森的生态文学创作同时也表现了一种人类与生态一体化的博大情怀。人类不仅离不开土壤和水,而且与神鹰、雪狼、黑熊等动物也能和谐相处。
    中国社会“富起来”以后,进入了新时代。在谈到生态文明建设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欧阳黔森的生态文学创作显示出了深刻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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