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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接受的多端变频与海量产出特点，连同不断看涨的“自我推销”，使得现代诗的“可靠性”经常处于“游移”之中。故而现代诗接受的正常化与高质量实现，少不了要依赖不可或缺的经典化过程。现代诗的潮水般涨落总是比其他文类更加泥沙俱下，鱼目混珠，也由于接受中良莠难辨，薰莸同器，众多“误读”成为普遍“行规”而司空见惯，这就加剧现代诗接受不断要重临严峻环节——筛选与淘汰的反复工序，有如安装在自来水管道的过滤装置，经由各种软化、磁化、矿化、电解、膜分离手段，达到水质的净化、提纯。 现在，人们一谈起经典，几乎不约而同要提及卡尔维诺关于经典的14种定义。通俗地说，经典就是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具有恒久的价值。时间（历史）长度几乎成了经典取舍的第一个尺度， 但历史维度只是“金标准”的一半，如果历史维度加上空间维度（区域、流派、社团、风格等）的横向参数比较与“监控”，经典价值无疑增加了保险。但是，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合议庭”，最终授权还得回到读者的“陪审团”，确切地说，经典的确证，取决于历史化的庞大的陪审团的“裁决”。 新诗、现代诗，其经典化过程依然“山重水复”，十分吃力。经常是，遴选新诗、现代诗的经典尺度十分明确，当触到“边界”时却变得模糊；经典的内涵十分饱满，外延竟相当疏离；经典的理念不可撼动，但操作层面上却“节外生枝”。这或许可以归结为现代诗这一精灵鬼的刁钻习性：产量巨大，良莠难辨；多头标准，“范式”走样；超速嬗替、频率过快，无以在短时期形成共享；尤其接受胃口多变，仁智各见，众口难调，导致相对主义到处泛滥。各种干扰因素：资本的、情谊的、权利的、程序的、观念的、话语的加入，造成种种波动与质变，这也是当代新诗、现代诗经典化反复折腾的重要原因。 中国新诗有不少所谓经典，因意识形态助力而鹊声四起，一时走红，但最终还得落入明日黄花的归途。历史文化权重大大超乎审美权重的不良后果，势必导致后来接二连三的“翻案”；长期被埋没的杰出文本（如穆旦《诗八首》），最后还是众望所归，重见天日。最有意思的是诗人的自我淘汰，铁面无私：1925年版《志摩的诗》收入《沙杨那拉十八首》，3年之后重印时，竟勇敢毙掉前面17首，只留最后一首，终成正果。同样，《康桥再会吧》再版时也被诗人果断砍掉，另作《再别康桥》——整整比《康桥再会吧》减少近五分之四篇幅。试想，要是徐志摩不对自己自戕自杀，“康桥”的流水还会流传至今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