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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没有意义的一天》收录于周洁茹的中短篇小说集《罗拉的自行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1月），小说采用女性漫游方式组织材料，语言在“我”的行动和心理层面自由移动，着力表现“我”的直觉和情绪，几乎没有概述和分析性的句子，整个作品情感饱满，人物形象鲜明，文体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但却没有囿于性别，而是从个别走向了一般，是一篇生动精致的作品。 《记没有意义的一天》几乎囊括了都市文学所有的主题。香港大龄海归女在情人节这一天乘车去北角会友，地铁上，被迫聚集在狭小空间的人们不自觉地尽量互相疏离，“每个人都使劲收着自己的脖子”，简短的一句话，写尽了个体在人群中的孤独寂寞，发达都市中繁华的荒凉。“不高兴”的“我”一路冷眼论人：“一定是一个天秤座”，“一定是一个金牛座而且A型血”；操上海口音普通话的小巴司机的沉默与粗野的行车方式，则暗示出高度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中多元文化共存带来的不同人群潜在的冲突——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种防卫心理，身处异地的他必然遭遇过文化冲击甚至歧视，但他的行为则无疑构成了对弱势性别的一种暴力。 国际大都市常常根据多元文化共存理念，对空间做意图明确的规划，这种规划为生活带来了便利，给个体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但选择并不等于自由，它同时还是资本对欲望、消费的规划，对于孤独自闭带有自毁倾向的女主人公而言，它刺激了欲望，让她在两极间摇摆，选择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奴役：“楼下有一排四家馆子”，“我”要么一家店也不想吃，要么每家店都想吃。 “我”不高兴是因为情人节要被放单，这个隐秘的痛苦让“我”心情烦躁，语多讥诮。格蕾丝把“我”叫去，和“我”分享自己婚外情的节日礼物，她的“甜蜜”和“我”的苦涩、凄凉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不动声色中，周洁茹把大龄高知女性的生存囧况和人物的性格与才德剥离开来：人和人是不相同，但是面对的处境却没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个善良、独立甚至还有点清高的人，工作才能出众，但这一切和“我”的命运、处境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通常，分析小说中谁在说话、对谁说、说什么、用什么方式说能够让我们发现叙述深层的动力。而在被言说的东西背后，则隐藏着主体、主体的系统、潜在的能量和他者与世界的关系等等信息。《记没有意义的一天》是大龄女青年的情人节日记，叙述由情人节前夜开始，结束于情人节之夜的圆月，中间“我”因目睹餐厅大量预订的节日盛况，想起了自己大年夜独自吃饭的情形，超市采购则激起了“我”对台风夜超市情形的回忆。这两段闪回都选得精妙，前者是一个既有文化系统为个体提供的融入社会的契机，后者是自然地理为个体提供的融入契机，再加上情人节这一当代资本大力开发的娱乐节日，都指向了人的社会性本能，强化了个体对群体的渴望。然而，“我”却总是孤单一人，“我”成长与生活的复杂文化与时空背景——从中国到美国又回到中国的经验，塑造了思维独立、工作能干的“我”，却造成了“我”与社会的疏离。周洁茹为人物所设定的这个背景，显示出了时空强大的塑形能力，人从来都不是自由的，他们被时空所生产、影响和限定，只能徒劳地挣扎。这绝不是哪个个体的心理问题，它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都市文化发展不可抗拒的趋势。 在《记没有意义的一天》里，周洁茹把节日、娱乐、地理时空综合起来，呈现了一个渴望被关爱却只能自闭自残的女性，她把所有刻薄的话都留在心里，只向外发出爱的信息，却得不到有效的回馈，她和社会只建立了最表层的医患联系，还是通过自残身体而获得的。尽管她在情人节的烦躁都是当代消费文化诱发的，然而对爱的渴求却基于人性的本能，她在日记里虚构了一个“你”作为谈话对象，还故意摆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读来让人有种难言的心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