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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孔子的礼让与治国关系的思想。意为如果能以礼让治国，有什么不能治理好的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讲礼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没落贵族，去日久远，那个时代有没有标点符号，因此该句的句读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成为儒者争论的一个焦点了。所以，朱熹就说：“此章之旨诸家皆不能尽善。今详上句之说则范氏得之，下句之说则李氏得之。盖以礼之繁文末节，当世所尚，皆时人所易行者。至于辞让之心，则礼意之实，而人所惮为。故言能以礼让为国而先民，则其为国也不难。若不能以礼让为国而徒相与从事乎繁文末节之间，则亦无以为礼耳。至于句读之间，诸说亦多不同，往往多至让字为绝句，而以为国者属之下文，虽于上句为通，然施之下句则不通甚矣。要之，此但当为三句，而中句至国字为绝乃安耳。谢、杨、周说皆失之，谢氏上句犹可通，而下句以如礼何者为一身之礼，则无所据矣。且其上句之读与下句文势正相戾，又与诸说不同也。杨氏周氏以礼而让之说，则巧曲而支离矣。李氏之读恐亦未免此病也。”经过长期思考，朱熹在《集注》去繁就简，解释说：“让者，礼之实也。何有，言不难也。言有礼之实以为国，则何难之有？不然，则其礼文虽具亦且无如之何矣。而况于为国乎？” 明代大儒刘宗周在《论语学案》中说“天下之乱皆起于争，人情相争则不足；相让则有余。故先王制礼以教之。其间一进一退、一俯一仰，玉帛之交错、拜跪之趋承，大抵先人后已之意。人主躬行让徳以制礼之本。凡事皆深自抑损，视匹夫匹妇皆能胜。予不敢以崇髙自恃，由是而礼教行焉。百官让于朝，万民让于野，纪纲犁而风俗成，治国之所以易易也。舍让而言礼，其人主实有争心，一切制度文章不过为涂饰耳目之具，天下何所禀式？与人以为礼之无当于治也，而不知其畔礼已甚矣。盖春秋之末，礼文日盛，礼意已亡，人情渐趋于嚣争，遂流而为战国，故夫子有感而言之。” 综上所述，礼与让治国是儒家的政治诉求。不同的时代赋予了礼和让不同的意蕴。在孔子的时代，孔子赞成的是周礼，礼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还具有行政法、民法的性质，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维护公序良俗、民事调解不可或缺的工具。三国时期民间还有“让礼一寸，得礼一尺”的谚语呢，就是今天民间仍然有“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说法。什么是让呢？让首先是一种举手的礼节仪式。郑玄注《仪礼·聘礼》“宾入门皇，升堂让”，“让谓举手平衡也。”在注《书·尧典》“允恭克让”时说：“推贤尚善曰让。”《国语·晋语》也有“让，推贤也”的说法。而《左传·襄公十三年》有语：“让者，礼之主也”。《礼记·曲礼》亦明：“退让以明礼”。就字义而言，《说文解字》曰：“让，相责让也”。《小尔雅》语：“诘责以辞谓之让”。《广雅》谓：“让，责也”。由此可见，让不是无原则的退让，让是礼让，是有原则的相让，一是见人的礼貌动作，如现代人见面握手等肢体语言，二是表示推贤尚善，礼敬贤达善人，三是因责而让，如当仁不让。总之，礼让是一种做事敬的原则，回归到孔子的本意就是人人礼让可修身，修身礼让可齐家，齐家礼让可治国。为什么要强调让呢？因为“让者，礼之主也。”遵礼、守礼不仅仅在于有礼的形式，更在于践行礼的精神，身体力行地践礼。 儒家的智慧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作用，今天讲礼让就不是讲周代的礼，更不是讲历史上某朝某代某个国家的礼，而是讲我们自己的礼。我们这个既有文化传统的历史传承又有时代的意义，这个礼一方面是以法为礼，另一方面是以德为礼。遵法守德，维护公序良俗就是现代礼让的基本要义。以法为礼不仅在于依法做事，还在于遵守宪法为守一切法的依据，基于母法与部门法基础上的民约乡规、单位规章制度就是今天礼让的内涵。以德为礼就是尊重私德维护公德，既不以公德害私德，也不以私德侵占公德。坚守公德是每一个人的基本道德底线。 正如礼为繁文缛节一样，今天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实在多得了不得，而且还在不断地制定出来更细更多条条框框来。然而，“有礼无让”可以吗？不可以。无论外在的法律条文有多少，关键还在于人自身法律信仰，无论是法律制定的者，还是执法者甚至是全体公民都需要对法律的信仰，法律信仰也是公民的基本素养。如此，现代的“让，礼之主也”才有意义。守法基础上的谦让、让贤、当仁不让才有实在性，难道还有什么比一个有着礼让核心价值为导向的社会对百姓生活更有意义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