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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日本独特个性的另一种力量是它的即是自然的又是自我强加的孤立主义。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川家族统治日本，他时这个岛国实行锁国政策，使之免受外界影响。这种闭关自守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遭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威胁，但事于愿违，闭关锁国割断了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新技术的联系，并使它失去了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仍然停留在弓箭与刀剑的水平之上。然而，19世纪初，西方列强用先进的武器敲开了日本关闭的大门，使这个骄傲的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最终转化为强烈的愤恨情绪，也让他们决心发展生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最终日本人以令人惊愕的高速度在19世纪末期使自己在科学、经济和军事上跻身于现代社会之中。后来日本又赶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大萧条，经济一蹶不振，最终这个国家决定走上侵略的道路。 长期积累的民族优越感和长期压抑的屈辱使得这个国家的军队在对待一直以来被他们鄙视的侵略对象中国时变得异常的残暴和变态。 日本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士兵们一直以来受到上级的摧残和压迫，当他们终于可以压迫别人的时候，就变得异常的放肆和没有人性。 一些日本士兵承认，对他们来说杀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所有个人的生命——甚至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一钱不值。东史郎这个曾经目睹了南京一系列暴行的日本士兵，在写给我的信中，对他的战友们的行为做了极好的评论。在京都府福知山的第20步兵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里，他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效忠天皇重于山，而我们的生命轻于鸿毛。”他回忆道，在战争中一个士兵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就是裹尸而还；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荣，被敌人活捉是最大的耻辱。“如果我的生命不值钱，”东史郎给我写道，“那么一个敌人的生命就必然变得更不值钱……这种人生观使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屠杀和虐待俘虏。” 再次，就是国际友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中国人民作出的贡献感到深深地敬意，同时又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惋惜和愤怒。 中国的辛德勒——拉贝其人，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一位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传奇首领，他保全了成千上万个中国人的性命。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南京城唯一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南京城的外科医生都撤离了南京，只有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留了下来，南京城里几乎没有人像威尔逊那样在医院里拼命工作。当大屠杀和暴行逐渐地停息下来时，其他几名医生每个周末都到上海去放松极度紧张的神经。但威尔逊继续毫不懈怠夜以继日地给病人做手术。约在60年之后，幸存者们还以无比尊敬的语气谈到威尔逊大夫。怀念他那无私忘我的精神。有一个人还详细地讲述了威尔迅亲手做的手术准备工作及其成功的手术。他的手术是免费的，因为很少有病人能支付得起，但是外科手术也使他自己的健康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最终，他的家人深信，只有他作为一名美以美教徒的虔诚信念连同他对中国的热爱，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赋予了他能够在南京的暴行中幸存下来的勇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