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评论 > 作家论 >

饶宗颐先生的理论建设

http://www.newdu.com 2018-02-26 中国文化报 郑炜明 参加讨论


    
    饶宗颐教授在香港大屿山心经简林(2008)
    饶先生是一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通人,擅书画,能操缦,亦长于各体传统诗词、骈、赋、古文,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三方面均深造有得,可谓一身兼文、艺、学三绝。先生自字“选堂”有三义,其因之一为对钱选“学艺双携”的景仰。加上先生有感于现今是一个学、艺隔阂分家的时代,故要求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合而为一,力图突破二者之界限,其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便是一例。
    饶宗颐先生,字伯濂,又字选堂,号固庵,1917年生于广东潮州,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先生治学虽以考证为主,但亦不乏理论建树,现略述如下。
    华学与关联主义的国学
    饶宗颐先生虽有国学大师之美誉,但他本人却甚少提及国学一词。他是主张用华学一词的。1994年他创办主编了《华学》这份学术刊物,在发刊辞中写道:
    中华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已失去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位文化,向外追逐驰骛,久已深深动摇了国本。“知彼”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知己”的功夫却甘自抛掷。现在是返求诸己、回头是岸的时候了……我们所欲揭橥的华学趋向,有下列三个方面:一是纵的时间方面,探讨历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寻求它的产生、衔接的先后层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横的空间方面,注意不同地区的文化单元,考察其交流、传播、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找寻出它们的条理——因果关系。我一向所采用的史学方法,是重视“三点”,即掌握焦点、抓紧重点、发挥特点,尤其特别用力于关联性一层。因为唯有这样做,才能够说明问题而取得较深入的理解。Assyrian文法上的关系名词(Relative Pronoun)有一个(Sa)字,具有Whom、What等意义,我在史学是主张关联主义的,我所采用的,可说是一种“Sa”字观,有如佛家的阿字观。
    从饶宗颐先生的夫子自道,可知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国学,即先生心目中的知己功夫、返求诸己的传统中华文化之学,所以他会称之为华学。找回中华传统文化的真义,正是他认为应该重塑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先生在讲了华学的范畴之外,也谈及了他所主张的方法论:史学上的关联主义。他一向认为一切文化领域的研究,皆文化史范畴的研究,故必须具备史学的角度。他所提倡的研究方法上的史学的关联主义(Sa 字观、阿字观)等等,以及所谓在研究时所采的纵、横和交叉错综等切入角度和坐标,其实最终皆可总结为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大可以将之称为饶先生的关联主义国学。至于文化的关联性,指的是文化源流的复杂性和多元化,这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涵及其条理和因果等关系,正是饶先生最有兴趣、认为最值得探索的。
    从“三重证据法”到“五重证据法”
    饶宗颐先生早年以攻治地方文献及中国上古史地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则由中国古代的研究扩展到人类文化史的研究,兴趣逐渐移到印度至西亚,而新世纪时又回归到中华上古史地。由于先生精通中国传统文献,史学根基深厚,又长期研治甲骨文、金文和战国秦汉文字,并通晓英、日、德、法等国语言及印度与巴比伦古代语文,研究问题能旁征博引,突破地域与学术门类的界限,并常能着人先鞭,发掘新问题,提出原创性的命题与立论,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重要建树。
    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大学者,饶先生有着自己的研究方法论。
    上世纪20年代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以印证古文献记载的数据,着重以两重证据互证,为考证学奠下新法,对传统学术研究进行了改造与革新。
    过去数十年间,大量的文物与文献相继出土,面对这些丰富的史料,饶先生认为研究者应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以缜密的方法与角度,对新出土文献进行研究,结合传统与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这些珍贵的资料。1982年,饶先生首次提出以“三重证据法”研究夏文化,认为“必须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研究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互相抉发和证明”。而先生后来在《论古史的重建》一文中,再次阐述了“三重证据法”的要旨︰“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的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此外,更提出史学研究必须采取的三种途径︰一是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我们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二是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做深入的探究;三是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至于民族学材料,先生指出只可作辅助资料,而非直接史料,从而引申出他的“五重证据法”。笔者曾对于饶先生研究上古史所提倡的“五重证据法”作有简析︰
    饶师是先将有关史料证据分为直接、间接两种,再分成中国考古出土的实物数据,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国传统的经典文献与新出土的古籍(例如简帛等)资料、中国域内外的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料(包括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和传世的经典文献)五大类;前三类为直接证据,后二类为间接证据。他最主要的方法是通过比较研究各种证据中各种资料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关系)与异同,从而希望得出较为客观的论点。
    从“三重证据法”至“五重证据法”的建立,可见饶先生所提倡的考证法兼顾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两个层面,以上世纪的新资料和新方法为向导,拓展出研究证据方法的多重性,发展了前人的方法论,是古史及古文献研究方法上的创建,并突破了传统文史研究学科的发展空间,引领研究者进入一个新的学术潮流。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应可适用于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新经学的提出
    饶先生所提的“新经学”,主要是想建立一套全面而系统的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感情传统的“圣经”,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应有其代表性的经典,这有助于建立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所谓“新”,是指:一、重新整理和研究,因为现在新出土了不少材料,要求我们做这个工作;二、重新界定传统的经的范围,不应只限于儒家;三、可扩大经的范围至各家各派的著作。先生提倡的乃中国古典学在新时代的复兴,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奠定精神基础。
    学艺双携——通人的培养
    饶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学问本就重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要求学者做通人。这个通究之道是要付出极大心力。他就是这样教学生的。当代学术界重视专家,不重视通人,阻碍了人文学科的发展。先生主张学者可以先成专家,然后再追慕会通,以终成通人为目标。
    饶先生极力主张,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文艺研究方面,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实践作后盾才能踏实。这是先生的另一重要教导。此所以他教古典文学,一定要学生写作旧体文学;他教艺术史,也同样要求学生兼通艺术创作。
    饶先生是一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通人,擅书画,能操缦,亦长于各体传统诗词、骈、赋、古文,在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三方面均深造有得,可谓一身兼文、艺、学三绝。先生自字“选堂”有三义,其因之一为对钱选“学艺双携”的景仰。加上先生有感于现今是一个学、艺隔阂分家的时代,故要求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合而为一,力图突破二者之界限,其在敦煌学方面的研究,便是一例。先生长年致力敦煌的研究,将理论、实践互为表里,例如,他用临摹古代壁画所得来的经验、技法等来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另一方面,他又将中国绘画的传统技法,结合现代思维的表现方式、构图方式和绘画理念,通过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研究与体会,晚年开创了西北宗山水画派的理论和技法。
    先生今遽尔仙游,了脱凡尘之锢,作为追随了他38年的学生和助手,的确悲欣交集;适逢编者命题索文,乃匆匆草就此篇,并致哀悼。
    (作者为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副馆长)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