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她的笑声。总以为大户人家的女子，笑得莞尔、文静，带着点修饰的意味。就像文学作品的句子要那么点修辞，来显示文采的不同。程乃珊的笑，是大声的，人未到，声先到，笑先到，几步开外就可以听到。程乃珊的笑，是不假掩饰的，发自内心的开怀爽朗的笑，是率真而富有感染力的，那种纯净的笑，总使我奇怪地联想起阳光下堆着的细细的白糖来。五年来，每当想起程乃珊，我就会听到她的笑声，看到她生动飞扬、充满了活力的笑容，那来自天堂的笑声。是的，我断定，在天国她依然保持着当年在人间的热情和爽朗。
    我和程乃珊认识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的照面应该是在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举办的青年作者学习班。就是在中国文学大河陡转的节点上，程乃珊勇敢且带着点胆怯、羞涩，开始了她的文学书写。像世界的那些大城市一样———伦敦的东区和西区，北京的东城和西城———早年上海的空间，曾经有它“上只角”和“下只角”的独特历史文化格局。一般来说，“上只角”和“下只角”形成了上海空间富裕/贫困、享受/艰苦、充足/匮乏、华丽/粗粝、脑力/体力、商业娱乐/工业产业的二分格局。以前，“上只角”在上海人心目中是想象中的“上流社会”。绿树掩映中的尖顶小洋房，落地钢窗打蜡地板，地坪装着弹簧的舞厅，烛光灯下在高脚玻璃杯里晃动的血红的葡萄酒、琥珀色的威士忌，以及钢琴、电扇、西餐、咖啡……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工人、工厂、新村，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则成为作家们描写讴歌的主要题材。
    从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开始，呈现更多元生活状态的那些人们在程乃珊小说中陆续登场，他们以文化和知识服务于一个新的时代，但他们身上和血脉里也流淌着过去时代的痕迹，保留着考究的衣食住行、生活习俗，以及修饰得体的文化教养。然而，毕竟那还是一个冰河解冻的时代，程乃珊的叙事是试探性的、小心翼翼的，同时也带着她初登文坛的青涩和稚嫩。但那些男女主人公文质彬彬的气质，文字间弥漫着的和大多数当代文学作品不同的气息，很快就吸引了读者。对于广大已然习惯了工农兵文学的读者来说，程乃珊正在建构的文学世界则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全新的阅读快感和体验。1984年2月《上海文学》发表了我写的程乃珊小说评论《独特的生活画卷》。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作家论，也是程乃珊小说的第一篇综合评论，对我、对她，都影响深远。
    因缘际会。因为写作，我和她认识，成了朋友。我是个记性较差的人，记得的东西少，因为少，记住了，就是一辈子。西方礼数我记得两条。一是“After you（您先）”，是跟外籍英语教师凯瑟琳在电视节目《Follow me》中学的。出国在电梯里，遇见老人孩子女士，说一句，很溜，很受待见，外国人以为我英语底子有多棒。还有一句就是“Lady first（女士优先）”，程乃珊夫君老严就是实践这句话的模本，永远忠心耿耿，保镖似的保护着太太，多少也强化了我对女性尊重的意识。开始，我们都比较拘谨。后来熟悉了，时常会听到她大声开怀的笑。事实上，程乃珊成了这座城市某种生活方式的一个代言人。她在《新民晚报》发表《你好！帕克》，一下子唤起了这座城市蛰睡已久的对好莱坞巨星格里高利·帕克的怀念旋风，而且居然收到了帕克的签名影集。几年后，又和白发苍苍的帕克在美国的寓所见了面，谱写了一段浪漫奇迹。
    程乃珊是个热情的人，是个喜欢热闹、醉心于生活品质的人。她家三楼的客厅自然而然成了她身边那群人活动的沙龙，经常宾朋满座。老式的留声机里放着好莱坞歌星平·克劳斯贝磁性十足的歌唱，那是程乃珊的所爱。她曾好多次对一脸茫然的我讲克劳斯贝的歌声如何美妙。让那个脸蛋圆圆的小女孩郭庭珂弹一曲《少女的祈祷》。在与沙沙的歌声交替的甜甜的琴声里，大家手持一杯咖啡，吃着老严特意从“凯司令”和上海咖啡馆买来的西式小点心，有说有笑，人像流星一样撞过来撞过去。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刚开放不久，记得我第一个圣诞节就是在她家客厅里过的。他们也偶尔谈点文学，大都不是我们中文系教的，而是被忽略的张爱玲、苏青，还有刚重新出版的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她的一个小闺蜜还托我买过这本书。多少年后，据老严说，这孩子在美国做了房地产商。程乃珊与大家周旋，如鱼得水。她的笑声漂浮在各种声音之上，是每次派对的主调，像烛光感染着大家。那种无拘无束的交谈，让学文学的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书本里见过的乔治·桑和巴纳耶娃的文学沙龙。
    难能可贵的是，程乃珊不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延续了一种城市历史文化基因，而且始终揣着一腔朴素的平民情怀，生在静安区的高门大户，工作在棚户工房连片的杨浦区。作为班主任和英语教师，她满怀赤诚把知识传授给那些像我一样在寒风里长大的工人的儿女们，给他们的人生注入善良信念的暖流。这种穿插往返，也震撼、改变、丰富了程乃珊自己的精神世界，不但使她笔尖涌现了《穷街》《女儿经》这样有着对平民充满人道主义温情的小说，而且也赢得了学生们发自内心的爱戴。她在病榻上的日子里，这些当年的穷孩子们轮流为她值夜班。遗爱在人间，她把这一切写进了她晚年留下的文字里。
    程乃珊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从取材于夫君严尔纯外公绿屋的中篇小说《蓝屋》到取材于银行家祖父的长篇小说《金融家》，她的目光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回溯到祖父那代人。《金融家》原名“望尽天涯路”，有着说不尽的沧桑、望不断的悠远，我们看得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开放，程乃珊创作雄心的拓展和视野的开阔。她试图像高尔斯华绥创作《福尔赛世家》那样，打造一部家族史式的鸿篇巨制，史诗式地贯通一段中国民族资本波涛汹涌、曲折艰辛的秘史。说到她的小说，大家总提《蓝屋》《女儿经》《穷街》，其实《金融家》才是她文学的高峰之作。可惜的是，《金融家》也成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压轴演出和谢幕之作。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解读程乃珊小说，时代在她心里留下了微妙的投影。一方面，她依恋和沉浸于对往昔时光的回味中，那是一种真正的烙印；一方面，又为在新时代里自己能不靠吃祖宗老本自食其力而自豪。她的遗著《远去的声音》第一篇《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吗》，从标题就可以听到来自地表深处的恍惚，传达了对出生在同一个家庭的妹妹心里的哥哥，自豪与惋惜交织的复杂心理。对于童年大少爷气质的哥哥和几十年后入党成为厂长、副市长的哥哥形象，连程乃珊自己也“剪不断，理还乱”。老严不愧是最理解自己爱妻的人，把这篇置放在头条，它使我这个远离他们生活的工人的后代，阅后都为之怦然心动，五味杂陈。这个时代里，我们中一些人戾气十足，总喜欢二元对立，绝对化地评价人物、生活、时代和历史，但人的内心其实经常会有一言难尽、非常纠结的一面，这，才是真实的“人性”。
    说到程乃珊的小说，有人把她称为张爱玲的“传人”。其实文学的价值在于每个作家叙事、书写的不可替代性。王安忆的《长恨歌》一问世不久，就有评论家把她比作张爱玲，我当时就撰文坚决不赞同。程乃珊欣赏、喜欢张爱玲不假，但同样出自名门，张爱玲眼里看到的都是恶，她对人性、人生、社会有一种来自血液里的仇和狠。《金锁记》里曹七巧对女儿的乖戾和变态，映射出她几乎是怀着绝望在和一个世界撕咬。而程乃珊的《女儿经》里的沈家姆妈为了三个待字闺中的大龄女儿的婚事美满，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掰碎了给她们，那种爱是大大溢出了自己能力的。程乃珊把寻常人间烟火气写得真切到有了身临其境的肌理感，把一个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母亲和三个女儿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王安忆前不久撰文纪念程乃珊，说到程乃珊的小说“和文学奖的缘分，总是差了一点点”。这“一点点”，我亲身经历过。1988年1月，我担任全国中篇小说评奖的初评委。程乃珊有两篇入围，其中一篇就是《女儿经》。几轮投票都有《女儿经》，最后一轮，获奖的是14票。《女儿经》13票，以一票之差出局，是真正阴差阳错的“失之交臂”。初评委大都是我的同龄人，交谈中有评委觉得程乃珊这部小说“俗”，我很有点为之打抱不平。其实有些获奖的作品，我实在也没有读出多少雅来，况且，《三国演义》《水浒传》，宋词、元曲在它们出生的那个时代，哪一部不是拿着市井的“户口簿”和“身份证”？我想，经过沉淀，多少年以后谈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都市文学，程乃珊的小说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那年，程乃珊第三部小说集出版，她自己在代序中写道：我替她取名《女儿经》，似有点俗气，但按民间习俗，似孩子取名俗一点，容易长。更何况，我的孩子，不过来自寻常百姓家。
    后来在香港兜了一圈，程乃珊又回到了上海，回到了愚园路。世道已经大变，上海开始了“比香港更香港”的时代。新时代的上海需要一个昨天风情的讲述者，一个历史底蕴的填充者。作家程乃珊是一个理想的讲述者。她充满热情，奔波活跃在传统纸质媒体和新兴电视媒体之间，讲述着曾经的上海的风情。小说家天性留心细节，程乃珊的非虚构上海讲述中的那些小洋房、高级公寓楼，总是藏着、掖着一些动人的“小东西”。许多上海人喜欢她，许多新上海人也喜欢她。上海因为她，有了一种热闹，香港则不会。我想，这也是她重回上海的原因吧。程乃珊用她的小说书写，充实了上海城市文学叙事的一半，又用非虚构的文学书写，完成了她关于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另一半叙事。上海，有许多可以进去的门。其中一扇关闭了许多日子的大门，因为她，打开了。
    但我以为，或许有更重要的，就是程乃珊在后来的各种文化场合，她一生未变的纯粹的充满感染力的笑，和笑容背后传达的达观爽朗的人生态度。她，没有心机，通透豁达，活得快快乐乐。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愿意接近她。尼采说过，一个人精神层次越高，心理就越健康，发自内心的微笑与喜悦的表情也越多。因为他感受得到细微的事物，发现人生中竟藏着许多快乐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