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主题。宋代“二程”皆主性理说，与之同时的苏轼却有着与前者不同的性情论。在近年来关于苏轼的研究中,他的性情论虽有涉及，但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笔者拟以苏轼早年的人物史论为基本材料，通过对“性”、“才”、“情”等概念的梳理，揭示苏轼性体情用论。 苏轼之前，有四种典型的性论，分别是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三品论。苏轼非常熟悉上述观点，并且在其著作中有所评判。 首先，他认为上述四种性论都是出奇之论，唯恐后人无法记住自己。他分析道，孔子言性“未尝断其善恶”（《扬雄论》），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性善恶论观点，孟子乃是始作俑者，因其首提性善论（《子思论》）。而荀子立论，“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荀卿论》），为愚人所惊、小人所喜，实在是刚愎不逊，自许太过。诸子如此立论，究其根源，无非是想传书于世，又害怕作品被淹没，不为后人所记取，“汲汲乎惟恐其汨没而莫吾知也”（《子思论》）。 其次，他认为前人的性论皆属杂才论性。他说：“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扬雄论》）。“性”与“才”之间的区别黑白分明。以“木”为例，树木均需土、雨、露、风、气之所养，方能成其茂盛，这是木所同具之性。至于或坚或柔，或大或小，或为毂为轮、为楹为桷，并非木之“性”的体现，而是由材质所决定的。显然，“性”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才”只是“性”被发展出的一种结果而已。 最后，针对韩愈的性三品论，苏轼专门批评其为“离性以为情”。对于韩愈的喜怒哀乐皆出于情之说，苏轼不以为然，认为那会流于老子的“婴儿”之说。韩愈之论既“合才以为性”，又“离性以为情”，可谓集合了上述性论的所有缺点。相较而言，苏轼则主张性情不分，“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韩愈论》）。 (责任编辑：admin) |